《中国思想流》：
我不能在这里再论证这个问题。我只再讲一点：我们相信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其他方面的因素诚然也有一些；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七卷里，我们将有所阐明。虽然我们谁都不会认为单是它就能造成这样的差距，可是只要我们探讨一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往往就会有柳暗花明之感。看来只能从中国、印度和西方之间不同的社会性质上去找到答案。
与之相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大学编撰，并“参考了兄弟单位同类教材和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1986年第三次印刷、发行量达到近30万册，并作为给北大学生编写的讲义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的《自然科学发展简史》中题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章中结论部分的一段：
……中国古代科技作为古代社会的产物，它基本上还是经验性的，还没有形成为理论体系（医学有些例外），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一致。但是，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较，它也有自己的弱点。……在古希腊人那里自然哲学比较发达，自然科学的一些部门（如天文学、数学）的理论性较强，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也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这些正是我国古代科学所欠缺的。我国古代哲学家们不甚关心自然界中的问题，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亦所知甚少，他们对自然界只有一些更为抽象、更带思辨性的猜想，这对哲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国古代科学基本上都是实用性的，如农学，著作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农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几乎未曾作出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又如我国古代天文学基本上就是为制订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测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性的问题，从未认真地研究过宇宙结构模型。我国古代数学成就甚大，刘徽也作过一些理论性的探索，但这样的工作亦未能继续和展开。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自然界的相当认真、具体、深入的理论性研究，在中国古代不曾有过。近代自然科学不能从中国古代科学中产生，除了社会历史等原因之外，科学内部也有其原因，当近代自然科学传入之后就迅速为其所代替也是势所必然。……古代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天所应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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