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道家思想》:
论文注意到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认为运用黄老申韩作为治术权宜之计,“不是为了谋取身家之私利,仍是为三纲五常这个大目的而服务的”。在理学内部,曾国藩总的态度是宗程朱,薄陆王,却无门户之见,互有臧,不满于程朱缺乏包容与涵浑的气象,不赞成程朱对儒门人物持论过苛,认为这样不利于求同存异和团结儒门众人,不利于经世致用;同时也不完全同意程朱对文道关系的看法,肯定欧阳修、苏轼、曾巩、黄庭坚诸公“皆以大儒之学术,兼名士之襟度”,他重视张载和王夫之,主要是取其礼学及其经世思想。可以说,作者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曾国藩理学思想的渊源、内涵和体系。张昭军概括其理学思想特色为:兼采汉宋,强化词章之学,经世致用,以“礼”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修正了梁启超认为罗泽南、曾国藩崇宋学、反汉学的观点,认为他的理学“以‘礼’统摄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四科,由理一分殊又回到了义殊归一,居于理学(礼学)一间”。将曾国藩理学和礼学统一起来。梁世和认为曾国藩的“礼”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至高无上的本体,都具有无所不包性。曾国藩把义理学、考据学、经济学、词章学综合于礼学,黑格尔则融合各家各派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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