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
（一）史事背后的客观性的价值判断
与一般历史学相较而言，唐君毅认为，历史哲学重在于纷繁复杂的史事中，找出其发展的统贯之理，并对史事加以价值判断，且此价值判断还需具有客观性。唐君毅强调跳出琐碎的历史事实，注重在此基础上的客观性的价值判断，这与科林伍德、黑格尔所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没有思想的历史只剩下一个空壳。包含不同思想的历史所呈现的是不同的历史。或许，这多少有忽视历史事件本身的意味，然而，历史非单纯史料之堆积，确是一个真理。黑格尔在谈到历史资料的整理时也说：“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实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这与伏尔泰的观点非常相似。唐君毅认为，同一历史事实，在船山那里与在司马光笔下，意义是不同的。唐君毅的这一理解，我认为非常切合船山本人的精神。船山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很显然，对于“记载徒繁”的为史方式，船山是很不赞同的。
（二）以事理与情理为对象的哲学解释
牟宗三认为历史哲学是否可能，依赖于三个关键观念，即：“1事理与物理之别；事理如何可能？2具体的解悟与抽象的解悟之别：具体的解悟如何可能？3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之别：历史判断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在牟宗三看来，历史哲学之成为历史哲学，必须要能融摄事理、具体的解悟力以及历史判断这三个因素。然后他借用刘劭的四部之理，对历史哲学做了一个界定。他说：“刘劭所谓四部之理即：道理、事理、义理、情理。道理即天道变化盈虚消长之理，此当属于形上学。事理就是法制政事之理，此当属于政治哲学及历史哲学。义理即礼乐教化之理，此当属于道德学。情理即‘人情枢机’之理，此当属于心理分析或社会心理一类的学问。”
那么这四部之理与历史哲学有何关系呢？究竟什么是历史哲学？在分析四理的基础上，牟宗三指出：“历史哲学就是以事理与情理为对象而予以哲学的解释。事理是客观的或外部的说者，情理是主观地或内部地说者。”也即是说，历史哲学要正视的是这四理中的二理：“事理”和“情理”。以事理和情理为对象，做哲学的解释，牟宗三认为，这就是历史哲学。牟宗三接着分析，对事理和情理的了解需要辩证的直觉，事理是历史哲学可能之客观根据，而辩证的直觉之具体解悟则是其可能之主观根据。此种辩证的直觉不同于使人得到科学知识的抽象的解悟，而是一种通情达理的具体智慧。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历史中，除了孔子和老庄，船山也有这种智慧，他说：“儒者中，王船山亦有此智慧，故彼能通历史。惟具有此种智慧，始能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为虚语。”
（三）在历史中求通鉴
贺麟同样以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标准，认为这是对历史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最好诠释。他说：“历史哲学即是要在历史上去求教训，格历史之物，穷历史之理，穷究国运盛衰、时代治乱、英雄成败、文化消长、政教得失、风俗隆污之理。换言之，历史哲学即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遍性的教训、鉴戒或原则。”他更是直截了当地称船山的历史哲学是对中国历史哲学的空前贡献，是船山合一论哲学的应用和发挥。
综上所述，在他们看来，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哲学解释和提升，单单的就史论史，湮没在记载徒繁、纷繁复杂的史事中的当然不能称为历史哲学。这个哲学的提升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是经世的功用，即贺麟所说的“通鉴”的作用，透过过往的历史教训，总结普遍性的借鉴和原则。
其二，是史事背后的价值意义的寻求，体现为唐君毅所说的“客观性的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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