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Kingsolver）

      美国当代作家，美国“国家人文勋章”获得者。

      生于1955年，在肯塔基州乡间长大。9岁起开始记日记、写诗和故事，文章在美国各大报刊登载。迄今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其中有5部全美销量超过100万册，获如潮好评和极高赞誉。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文学课程。曾获英国橘子文学奖、南非国家图书奖、爱德华·艾比生态小说奖、戴顿文学和平奖等。金索沃于1997年创立“前导文学奖”，以奖励对社会变革深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有《豆树青青》《毒木圣经》《纵情夏日》《罅隙》等。

      《豆树青青》内容简介：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泰勒不想要的，那便是早早结婚生子的命运。可就在离家途中，有人硬塞了一个小女孩给她，她迷迷糊糊，背起了这个“累赘”。

      露安觉得生活会自然而然地从容演变，她无需做任何筹划。可忽然有一个下午，丈夫搬空了半个家，不告而别。她茫茫然继续过她的万圣节。

      两个对未来没有把握的姑娘，在机缘巧合下成为室友……

      生活给予我们种种“意想不到”和“不留余地”，给予我们贫瘠与富饶。人与人相互扶持，度过宝贵而温柔的成长时光。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友谊，冒险与承诺，离弃与归属，在看似一无所有的地方发现惊人财富的故事。

      就像豆树，在荒漠里悄悄生长。

      纷繁又浑厚，故事之中蕴藏着更精微的故事，却像空气一样清澈。

      ——《纽约时报》书评

      从开始，金索沃笔下的人物就牵动着我们的心。

      ——《MS.》杂志

      如此幽默，如此睿智，真希望这故事永远看不到结尾。

      ——《旧金山纪事报》

      一部饱含理想主义、令人振奋的作品，融合了极为精巧的叙事艺术，以及充满爱意、弥足珍贵的主题。

      ——《费城问询报》

第一章谁会离开

自从亲眼看见一辆拖拉机的轮胎炸了，把纽特·哈宾的父亲高高地抛到美孚石油招牌的顶上，我再给轮胎充气就感觉手有点儿怯。我可没撒谎。他在那里卡住了。诺曼·斯特里克走到县政府大楼、鸣笛呼叫志愿消防队的工夫，大约有十九个人围了过来。消防队好不容易扛着梯子赶到，把纽特的父亲给扯了下来。他倒没死，但是耳朵聋了，而且从那以后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他们说是他给轮胎充气充得太足了。

纽特·哈宾算不上我的朋友。他只不过是那种在每个年级都至少留过一次级的超龄男孩，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奔二十了。他平常总坐在后排，喜欢把在嘴里嚼过好几遍的小纸团弹到我的头发里。可是那天，看到他老爸在那儿挂着，像件破破烂烂的工装搭在篱笆上，我一下子想到了纽特一辈子会过成什么样，于是心里有点为他难过。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没认真思考过未来。

我妈妈说，哈宾家生孩子的速度跟他们的孩子掉进井里淹死的速度差不多。这话肯定不全对，因为他们家在皮特曼县有很多人，而且不少都活过了成年。不过意思还是这个意思。

这倒不是说我和妈妈要比哈宾家好到哪里去，或者我们手里还有那么几个子儿。如果你看见我和纽特在六年级的班上肩并肩坐着，没准儿会断定我们是兄妹呢。以我对自己亲爹的全部了解，要不是妈妈跳着脚发誓说，他是我不认识的某个无名鼠辈，而且早就不在了，我还真不敢肯定我们俩就不是兄妹。但我们俩基本上是同一块泥巴捏出来的：两个膝盖脏兮兮的孩子，吵闹得要死，想要摆脱困境，站稳脚跟。不过，你也没法说，谁能站得住，谁会离开。

大家都管我叫咪西。这可不是我的本名。据说我三岁的时候曾经跺着脚对妈妈说，别叫我“玛丽埃塔”，要叫“玛丽埃塔小姐”，因为在她干活的那些人家，我要叫所有人“小姐”或者“先生”，连小孩子也不例外。所以，从那天起，她就真的这样叫我了。“玛丽埃塔小姐”。后来索性就叫成咪西了。

你得明白，妈妈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经常在礼拜日去池塘钓鱼，一钓就是一整天，往家里带回一堆瘦骨嶙峋的蓝鳃太阳鱼，可能再加上一条只有拇指长的鲈鱼。但是看妈妈的样子，你会觉得我抓到了舍普湖里那种有名的大鱼：老头子们经常在湖边嚼着烟丝、朝思暮想希望逮着的那种大家伙。“看，我的好闺女能养家了。”妈妈会说，然后把这些小鱼做熟了，像感恩节大餐似的端上桌给我们两人吃。

我喜欢在那些水底满是淤泥的古老池塘里钓鱼。无论我从中拽出什么来，妈妈都特别自豪，算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也迷恋安静地坐在那里的感觉。你能闻到树叶在冰凉的泥土里腐烂的味道，看着耶稣虫①在水上行走，四只小脚在水面上踩出小坑儿，但永远不会陷进去。有时，你会看到那些大个头的、谁也不曾钓上来过的家伙，像暗褐色的梦，从水底溜走。

等我上了高中、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又发生了好多别的事，其中就有我即将告诉你们的那一件关于纽特·哈宾的可怕故事。那时候他当然已经不在学校了。他和他半残废的爸爸一起种烟草，还把一个女孩搞怀孕了，于是就结了婚。那女孩是乔琳娜·尚克斯，人人都对她有点惊讶，至少假装有点惊讶吧，对哈宾却毫不意外。没人指望哈宾家的孩子能有多大出息。

但我还在上学。我不是那种拔尖的学生，甚至算不上优秀，可我还留在学校里，并且没有沾上那种麻烦。我想把书读完。这倒不是说我没见过雪佛莱车的后座。我熟悉绿起路的风景，我们管它叫飞起路，我也见过那玩意儿，知道它长什么样子。这些从来都没办法让我立志成为一名烟农的妻子。妈妈总说，怀孕不是我的范儿。她懂。

怀着这样的心态，我平安无事地读到了高中最后一年。相信我，那些日子里，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学，就像罂粟花籽从苞蕾上撒落下来，你会把每一天都看作一份奖赏：你已经坚持到这个份儿上了。到毕业那年，班上男女比例到了二比一，我们还遇到了那位名叫休斯·沃尔特的理科老师，我们觉得，他简直是老天对我们的格外恩赐。

哈，来说说他。他就像个从天而降的金发保罗·麦卡特尼，坐在课桌上，穿着紧身牛仔裤，干干净净的衬衣袖子就那么挽起来，袖口卷在里面。他把我们乡下这些男孩子比得像妈妈带回家的打满了补丁的旧袜子。休斯·沃尔特不是个肯塔基小伙子。他是外州人，从北方某个城市学院毕业的，大家都猜正是因为这个，他的名字是倒过来的。

我还没有为他神魂颠倒，至少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夸张。那种狂热从女卫生间的墙上就能看得明明白白：在墙上写下“永爱休·沃”这类字句的口红，拿来涂满一座谷仓也绰绰有余。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想说，毫无疑问，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改变始于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干过的那些能赚些钱的活儿里，最有趣的也就是在星期天帮妈妈做些付费洗熨，或者照料她做保洁的人家的小孩子。要不就是给别人家的豆蔓捉虫子，每只一分钱。但皮特曼县医院的这份活儿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那可是方圆一百英里内最重要、最干净的地方。沃尔特先生是有妻子的，叫琳达，虽然我们高中所有人，至少是所有女生，都彻底无视了她，可她真真切切地存在，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是个护士长呢。她问休斯，班里有没有孩子能在放学后和星期六上医院来做些零工，没准儿毕业后就可以做个全职员工，休斯就也这么问了我们大家。

你满以为他会从那些糖条儿姑娘里挑一个，那些买得起粉白相间制服的镇上女孩，每个星期六就去围着那些床上便盆娇滴滴地转，好像那是上帝的绿色大地上她们被委以搬运的最神圣的东西。你满以为他会选中厄尔·威肯托特，这人能够面不改色地切开一条蚯蚓。我在后院走廊里把这些都告诉了妈妈。妈妈穿着带袖孔的围裙坐在藤椅上，我坐在梯凳上，两人一起往一张报纸里剥豌豆。

“厄尔·威肯托特算什么，”妈妈发话了，“姑娘，我还见过你生吞了一整条虫子呢，那时你才五岁。他哪儿有你厉害，那些糖条儿姑娘也都比不上你。”但我还是觉得休斯会选那些人，我也对妈妈这么说了。

她走到长廊边上，从围裙里摇出一把豌豆壳，撒到花圃上。花圃里种的是金盏花和鲜辣味颜色的大波斯菊。妈妈和我都喜欢鲜亮的颜色，这是家族的偏好。在学校，把我从那些镇上女孩当中挑出来实在太容易了，她们总是穿着精心搭配的米黄色或者粉红色柏碧·布鲁克斯牌毛衣与短裙套装。麦德加·比德曾说我穿得像个视力表。算上返校节舞会，他拢共做过我三个星期的男朋友。我猜他说的是参军时别人会给你看的那种色盲测试，而不是打头有个大大的字母E的那种。这话是他在我们掰了的时候说的，但我反倒有些受宠若惊呢。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不能穿得优雅，就要穿得让人忘不掉。

妈妈坐回藤椅里，又兜起一围裙豌豆。妈妈不是那种穿着紧身牛仔裤参加孩子们的垒球比赛的人。她比那种家长年纪大些。在生我之前，她过了好长一段狂野时光，有过一个名叫福斯特·格里尔的丈夫。那个男人的名字是照着史蒂芬·福斯特取的，就是七年级历史课本里那位写过《我的肯塔基故乡》、面相和善的男人，可是他母亲在给他取了这名字的二十二年后，据说是活活被他气死了。他经常拿汽油漏斗喝大老爹牌白酒，远近闻名。他一直对我妈妈说，永远别去赶怀孕这种时髦。妈妈常说，用福斯特换来了我，是一笔和杰克逊购地一样划算的买卖。

我每剥出一粒豌豆，妈妈早已剥出三粒了。她右手一拧一收，先从豆荚尖儿上掐下一圈细细的丝，然后拇指一推，豆子就挤出来了。

“我是这么想的，”她说，“人就像稻草人。你，我，厄尔·威肯托特，美国总统，就连万能的上帝，以我所看见的而言，大家都是如此。有的稳稳站着，有的被风吹散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戳在地上的是哪种棍子。”

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话都没说。然后我告诉她，我会向沃尔特先生问问那份活儿。

四下没有别的声音。路上再往前一些，亨利·比德尔正在自家前院里开动干草收割机；我们的豆子噼噼啪啪地爆裂开来，把好东西带给这个世界。

妈妈问：“然后呢？如果他不知道你很出色，完全能胜任那份工作呢？”

我说：“我会告诉他的。如果他还没把工作给了哪个糖条儿女孩的话。”

妈妈笑了：“就算已经给了，你也要说。”

他还真没给别人。两天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所以下课后我留在教室里对他说，如果他还没有决定，不妨让我去做，因为我肯定会干得很漂亮。我说，我一直避免沾惹麻烦，不会因为快毕业了就让自己功亏一篑。他说没问题，他会告诉琳达，还让我星期一下午就去那里一趟，她会给我讲该干什么活儿。

我原以为要和他交锋一场，没想到进展这么顺利，我愣了一会儿，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他的手指甲一定是整个皮特曼县最干净无瑕的。

我问他怎么想到把这份活儿给我。他说，我是头一个来问的。就这么简单。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全校的女生们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想象着放学后留下来让休斯·沃尔特接受自己的请求，而我成了唯一做到的人。不过，当然了，请求的种类才是关键。

后来我发现，我主要是给艾迪·里克特干活儿，他是化验科和放射科的主管。化验科主要对付血啊尿啊还有一些更恶心的东西，不过我没有抱怨之意。艾迪是个满脸雀斑的老家伙，其实并没有老到哪儿去，可也足以让每个人都注意到他居然还是条光棍儿。不过，像艾迪那样的性格，别人也不会没事跑去问他干吗还不结婚。

他没有像对待老师的乖学生或者能拿奖的小马驹那样对待我，我倒感觉挺舒服。跟艾迪相处，没什么调味剂，我是为了正经做事去的，而且做得挺不错。化验科和放射科是两个相连的房间，中间的转动门里总是人进人出，他们手里拿满了东西，鞋子踩在黑色油毡上吱吱呀呀地响。很快我就成了其中一员，把各种纸片归置到正确的地方，淡定地捧着人类排泄物走来走去，从来不做鬼脸。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从显微镜里看红色的血细胞。人们管这东西叫红血球，其实它们根本就不像球，倒像棒球手套。我还要数出来在一些小小的方格里有多少个这种细胞。我敢说，你要是整天盯着这些东西数，眼睛准会瞎掉。幸好，皮特曼县每天没有多少人非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红血球。

我在那里还没待够一个星期，地狱之门就炸开了。那天是星期六。急救科的几个护士大喊大叫着让艾迪做好准备，放射科很快就要忙开了。他们说，哈宾两口子要来。大家都这样叫他们。艾迪问情况有多紧急，还问需不需要帮手让两口子保持安分，他们回答，情况是一半一半，一个很急，一个很安静。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话是什么意思，乔琳娜·尚克斯，或者该说是乔琳娜·哈宾，就已经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了，紧跟着来了一副担架，停在外面的过道里。乔琳娜的模样就像电影里你不敢看的那种镜头。湿漉漉的血迹像一条长长的舌头，从她右肩一路流到胸口，她的嘴唇和面孔都被抽干了颜色，那张大脸好像是从白面团上切下来的一块。尽管如此，她还是拳打脚踢地挣扎着，嘴里骂个不停，完全不像生命垂危的样子。我抓住她的一只手腕，想扶她从轮椅里起来，那只手腕却从我手底下扭着挣脱了，仿佛那袖管里面是一把电缆。她还冲纽特大嚷着“别这样”之类的话。“快去，替我杀了你爸！你该杀的是他，不是你自己，也不是我！”喊完一阵，她会安定一下子，接着又大闹起来。我不知道纽特的爸爸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大家说已经喊了费彻勒医生，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不过照麦卡勒斯护士检查的结果，情况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流血已经止住了，但还需要用X射线照照子弹在哪里，进去时刺破了什么东西没有。我望着艾迪，想知道需不需要脱下她的上衣和胸罩，给她换上件手术服，又不禁想到这么一来到处都会染上血污，毕竟我家里算是做清洁工作的。可是艾迪说不用，我们不能太折腾她、把她翻来转去的。医生要看的只有弹孔周围和破裂的伤口。

“你可真幸运，他打枪没准头。”艾迪一边在操作台上放直乔琳娜的胳膊一边说。我觉得这话说得不太合适，不过想想是艾迪，也就不算什么了。我抓着她的胳膊肘，不想使太大劲儿，免得让她疼上加疼，但这可怜的姑娘歇斯底里地挣扎着，不肯安静。我仿佛看见自己系着铅围裙，站在乔琳娜旁边俯视着她，就像屠夫摁着一头待宰的牛犊。

后来艾迪说可以了，让我陪乔琳娜待在隔壁房间，等着片子出结果。如果她刚才动得太厉害，还可能要重新照一遍。接着艾迪又喊把另一个抬进来，于是两个男人推进来一副长长的担架，上面盖了条被单，然后把担架升到和操作台一样高，好像那是个大盘子，里面盛着一道菜。我站在那儿，呆住了。艾迪让我出去看着乔琳娜，他用不着我帮忙摁住这位，因为他哪儿都去不了。这位已经变成一张给法医办公室拍的漂漂亮亮的照片了，艾迪说，可我还是站在那儿盯着看。也许是我太迟钝。我到那时候才明白过来，被单底下躺着的是纽特。

隔壁房间还有一副担架打算给乔琳娜用，可是她坚决不肯上去。她找了个贴在墙上的硬木座椅，坐在那儿不住地哭，念叨着：“感谢上帝，孩子在我妈家里。”念叨着：“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她仍然穿着那件粉红色的上衣，那衣服松松垮垮的，不管怀没怀孕都能穿。据我所知，那时候她没有怀孕。那件衣服两个肩膀上有几处小开口，衣袖上还缀着蝴蝶结，当然，现在已经让子弹给毁了。

乔琳娜长着张大饼脸，吨位挺沉，我一直觉得她看着就是那种主动找事的人，一心想证明就算你不是个啦啦队员，也照样能过得刺激。问题在于，那样对你根本没好处。好比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不用手扶不用脚踩，来来回回地从母亲身旁骑过去，喊破了嗓子想让她看你一眼，但她是不会瞧的，直到你撞上什么东西，脑袋开了花。

我和乔琳娜从来不是好姐妹什么的。她辍学的时候，比我高一两级。可是我想，如果你被枪打了，丈夫死了，随便哪个能给你一粒含可待因的泰诺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她开始向我倾诉，全是纽特爸爸的错，他经常把纽特揍得屁滚尿流，把她揍得屁滚尿流，甚至还拿煤铲子揍婴儿。我使劲想象，纽特壮实得像头牛似的，一个半死不活的老人要怎么才能把他揍得屁滚尿流。可那时他们全家都挤在一个又窄又小的房子里，当然，老头子还什么都听不见，所以只能过那种生活。说话管不了多大用处。

我记不清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大部分都是“嗯哦”地附和，或者说些“你会好起来的”之类的话。她一个劲儿地说她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孩子会怎么样，哈宾老头儿会怎么样。老天爷，她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了啊。

问这件事情也许不怎么友好，可是，有一刻，我还真的问了她：“乔琳娜，干吗找了纽特？”她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微微摇晃着，扶着受伤的肩膀，低头看脚面。她那双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似的。

但她还是回答了。“找他又怎么了，我爸从我十三岁起就管我叫荡妇，所以找他又他妈的怎么了？只不过碰巧是纽特。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没有爸爸。我还说挺庆幸是这样。她说倒也是。

处理完的时候，我觉得天应该已经黑了，好像这种事不该发生在光天化日下。其实正是大中午，半个白天还在前面等着呢，大家也都是一副努力工作、好好挣钱的样子。我去卫生间吐了两次，然后回来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小小的接球手套，数了一遍又一遍，整整数了一下午。谁也没过来打断我。不管怎么说，对那个被抽了血的女人来说，这笔钱可是花得物超所值了。

我希望妈妈在家，这样我回去以后就可以声嘶力竭地大吼，告诉她我不想干了。可她不在。等她拎着一袋子日用品、一篮子周末要熨的衣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缓过来了。我把整件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连乔琳娜那件缀着粉红色蝴蝶结的上衣，还有那些血，也全说了，当然也说了纽特。然后我告诉她，那里最糟糕的事情我今天恐怕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会继续干下去。

妈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咪西，我从来没见过谁能比得上你。”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有她在，我感觉好受多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不时擦身而过，准备晚餐吃的煮青菜和煎鸡蛋，外面的天空一点一点暗了下来。妈妈不时看看我，然后静静地点点头。

关于妈妈有两件事得说说。一件是，她总对我抱着最美好的期待；另一件是，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无论我往家里带回了什么，她都会让我觉得，我刚刚在天空上挂起了月亮、点亮了满天的星星。好像我就有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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