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学作为人文科学
大师泰勒（Edward B. Tylor，1832—1917）1881 年写就《人类学》一书，他在书中定义了人类学：
人类科学的各部门是极为多样的，扩展开来可分为躯体与灵魂，语言与音乐，火的取得与道德。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撰写教科书的人类学家大多因袭泰勒的这一观点，认为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和身体。尽管泰勒罗列的躯体与灵魂、语言与音乐、火的取得与道德等更为具体，但后世多数将这些名目划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和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内。“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容纳名目繁多的分支。文化人类学下面一般包括考古、语言、社会、文化的专门领域，后来还包括生态、环境、城市、医疗、心理等领域，而体质人类学则又分为化石、动物学、人种、解剖学、基因的研究。
翻开 1910 年英国探险家与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 Haddon，1855—1940）所著的《人类学史》 ，我们看到，体质人类学、古代人类的发现、比较心理学、人类的分类与分布、民族学、考古发现的历史、工艺学、宗教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分类与环境等知识门类，被融为一体，成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
造就一门可谓是“大人类学”的学科，是 19 世纪后 50 年至 20 世纪初欧美人类学家共同拥有的雄心。
后来，欧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缩小，而在北美等地，“大人类学”则在教育体系中得到保留。在“大人类学”体系里，诸如化石、神话、探险、考古、宗教与巫术、野外生活等，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一套学术说法。
一 般 说 来，“ 人 类 学 ”， 即“anthropology”， 是 由 希 腊 文 的“ 人 ”（anthropos）与“学”（logos）结合而成，所指就是“人的科学”。“人”的所指，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自己”这些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动物；而“logos”（逻各斯）表示的是“science”（科学）。
先不说“人类”这种似乎显而易见的现象，就说“学”。从哲学的“学”到科学的“学”，是西方知识近代化转变的成果，这个转变给人一种印象：到了“科学”时代，知识会因有了清晰的学科之分而变得相对易于深入把握。假如历史真的如此演绎，那么，我们恐怕只好说，人类学这门学问有幸或不幸地属于“科学”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外。
一、人类学
一提“人类学”，人们眼前便浮现出某种古怪人物的形象——用放大镜费力端详一块化石（通常是猿人头盖骨或牙齿化石）的老学究，在神话堆里漫游的哲人，身着探险家制服（有点像军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考古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关于人的宗教本性的哲人，穿越于丛林、山地、雪山、草原、农田之间，亲近自然的过客，总是不着边际地追问最平凡不过的生活的“好事者”……
人类学确实与这种种形象所代表的求知方式有关。
而如上所说，近代以来，欧美人类学形成不同的风格。风格的差异，使我们面对一个困境：既然人类学汇聚的知识从如此众多的渠道涌来，那么人类学家所涉足之范围，便因此不容易界定。为什么古人的化石、神话、考古、宗教、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叫作“人类学”？这本身更不好理喻。加之，人类学家用以把握其具体研究内容的理路似乎过于芜杂，此人类学家说，人类学是对个别社会的素描，彼人类学家说，人类学的追求在于从广泛的跨文化比较中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人类学家说东道西，常导致迷雾重生的“乱象”。
在人类学界，即使已成专家，对这门学科到底为何存有这样或那样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也很正常。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专家们之所以是专家，好像由于他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边界，向来没有存在过一致意见。这个现象既有浅层次的解释——兴许专家不一定很“专”，也有深层次的解释——同一名称的学科，在不同国家却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定义。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学术刚从破坏中走出来，百废待兴。一些高校里致力于重建这门学科的老师教导学生说，若要重建这门学科，就要效仿国外，而所谓“国外”，当时主要是指以上所说的“大人类学”及其在当今美国的遗存。在重新引进人类学时，老师们面对一些问题。美国人类学依旧如 19 世纪的西方人类学，是个宏大的体系，但国内这门学科却因为“四分五裂”，而难以作为整体立足于学林。记得我的老师们一提到人类学包括体质、考古、语言、民族，便迅即遭到同行们的质疑：“这些能不能被你们包进去？”于是，老师们便反复写文章，致力于澄清学科之间的区别，就此，他们消耗了不少光阴。当时中国人类学家面对的难题，今日尚存。今日，人们似乎不再过分质疑人类学存在的合理性了，但搜索一下带“人类学”三个字的学术期刊，就能发现，那本叫《人类学学报》的杂志，还是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办的；它刊登的文章，大多数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围。你去图书馆查阅人类学的书籍时会发现，它们有些被放在社会学或民族学边上，有些居然与动物学和植物学并列。倘若你问一位知情的专家，要了解人类学这门学科，可看的学术杂志有哪些，那他肯定会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可能大多与“人类学”这三个字无关。不少人类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如果不是发表在综合性的学术杂志（如各大学学报）上，便是发表在《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这样的非人类学杂志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兴许历史就是解释。1949 年前，中国学者理解的人类学，确与我的老师们所理解的“大人类学”相似。到了 50 年代，因政治原因，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科重组，人类学一部分进了民族研究，一部分进入生物学，一部分进了语言学，再到 80年代学科重建之时，这门学科又有一部分进到社会学里去了……这段历史，令那些致力于学科重建的老师们感到无比郁闷。
对学科存在的这种中外“不接轨”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抱怨”。对人类学接触愈多，我们愈加明了，国外对这门学科的定义，与国内一样混乱。美国式的“大人类学”，在英国子虚乌有。英国除了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CL）比较有“大人类学”的野心，其他四五十个人类学系，都自称拥有“社会人类学家”（social anthropologists）。这些学者对于体质人类学漠不关心，还时常讥讽这类研究，说它们不三不四。法国人类学过去长期叫“民族学”（ethnologie），德国与人类学接近的研究也长期叫“民族学”。令人困惑的还有，在西欧各国内部，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同一门学科的定义如此不同。比如，20 世纪初，法国人类学曾以“民族学”为名，为社会学年鉴派学者提供比较社会学的素材；到50 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确立，这门学科才在称呼上模仿英国，改称“社会人类学”，而内涵上却保持其民族学的追求，注重文化异同的研究，尤其注重对意识与无意识深层思维结构之分析。加之人类学下属分支的领军人物一旦成为“大师”，则也可能将局部的研究推向普遍化，使局部成为学科的象征，“人类学”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就愈加捉摸不透了。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兴许是因带着同样的焦虑，当年的哈登才企图给人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他在其《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人类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科学进步”：
首先，［人类学］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所取代。
哈登所言固然不是要骗人。到 20 世纪初期，人类学这门“科学”，确实有从“杂乱的事实或猜想”中解脱出来的趋向，它至少已形成了某种学科“秩序”，俨然成为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不过，他对于学科可能有过于乐观的一面——或者说，他说这话，可能主要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雄心—— 将古今种种与人类学相近的知识视作人类学知识机器的零部件。把人类学视作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赋予这门学科“超大的兼容力”，已被后世看成是不合时宜的。历史使人郁闷。假如哈登在世，那么，他肯定会悲凉地发现，时至 21 世纪的今天，知识的进化与他个人的雄心，都尚未实现。生活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定义依旧五花八门，即使某些学者共享一种定义，在这个定义下给出的分支却也必定因人而异。加之，人类学家相互之间辩论得喋喋不休，对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莫衷一是，这就使我们更难以理解他们研究的究竟为何。
耗了不少年头学习和研究人类学，对于这门稍显古怪的学科，如我这样的人，态度难免会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可以想见，我们所从事的这门学科，是个时下多得难以引述的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殖民现代性”西学的“烂摊子”或“大杂烩”, 它杂乱无章，捉摸不透，以捕捉遥远的故事、邻近的奇风异俗为己任，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我却不易放弃对这门学科的信念，长期感到，这门学科起码还是有不同于其他所谓“科学”的精神的。人类学求知方式的“放浪”，为了求知而展开的身心旅行，为了将我们从常识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所做出的牺牲，都让大家觉得这门学科已达到一个一般社会科学不易达到的境界。人类学对于自身的质疑，又使我们反观社会科学界广泛存在的那些“方法论伪君子”（即那些以为引申一些外国的本科教材上的方法公式，就可以落实国内博士教育政策的人），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学的人文主义对我们而言有着至为珍贵的价值。
对人类学的反感，没有使人放弃对它的盲从；对它的盲从，没有使人放弃对它的反感。
就在态度上的矛盾中，我不止一次以这门学科之“乱象”为开场白，阐述其意义，面对人类学这门“混合”与“混沌”的学科，向它的“受众”表明，要把握这门学科，先要把握它的“乱”。
这不意味着，伪装出一副“道家”模样，追求“绝圣弃智”，体认“道可道，非常道”，是我的目的；我只不过是要表明，人类学作为有关人类自身的“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的“堆放处”，显示出这门学科的“诚意”。
如何理解这一“诚意”？先说在我心目中占核心地位的人类学。
于我看，人类学与知识的种种“乱象”紧密相关，但这些“乱象”背后，隐约还是有某种“核心”。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呢？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固然也在变，但就我所认识的人类学总貌而言，它还是有某种连贯性的。人类学的“核心”——它的理论与方法动力源——一总在其社会与文化的研究领域之内。如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波亚士（又译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所说，研究人自身的学科很多，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可算在内。在众多其他学科中，作为类型的个体，是核心的研究内容。而“对人类学家而言，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家一致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人” 。说人类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群体”的人，不是说人类学家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毫无关系，更不是说他们从其同行从事的体质、考古、语言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启发，而是说，世界各地的多数人类学家认定要研究人类，首先要认识人的实质，而人的实质从其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中透露得最为清晰。人类学始终关注人的“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人类学虽指代过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但这门学科保有的“身份”，一向主要是社会科学。
波亚士在论述人类学的定位时，举出一些事例，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活生生的社会”做了比较，推演到他自己的定义。这个定义，突出反映了 20 世纪初以来人类学的人文主义。人类学不是自有学科以来就具备了这种定义的。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前身深受“人是机器”这个近代哲学笼罩下的“社会物理学”的影响，其近代轮廓在 1850 年出现。今日我们理解的人类学，是在这门学科此后的一些年头里才渐渐发育的。19 世纪人类学家对他们的学科的看法接近于生物学，但其所受的影响、提出的观点，与这一阶段中的西方社会思潮息息相关。
在 19 世纪后半期，无论是称自己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不同的是，人类学家将自身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作为团体的他人”。这个“团体的他人”，在后来的人类学反思中被概括为大写的“他者”（Other）。什么是大写的“他者”？这实指西文中相对于我群的“异类”（alterity 或 alien）。异类的类别，在所有人群中都广泛存在。西方人类学“他者”观念之前身，可以向前推到希腊时代史学和哲学的先驱有关异族的论述；即使将视野局限于近代，这类观念，至少也可以推到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及之后的启蒙运动的“他者”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他者”是非欧洲的“异类”，对这些“异类”的解释，凭靠的是基督教的宇宙图式，“异类”常被“妖魔化”，与“魔鬼”“撒旦”的意象接近。启蒙运动期间，欧洲的“他者”观念产生了变化，对于“异类”的解释，与“无知”“错误”“未开化”“迷信”这些字眼紧密结合起来，“异类”成为“所有真理与知性的对立面”。到 19 世纪，人类学家才在远古历史上及偏远的非西方寻找实属自己的同类的“异类”，以期理解“我群”的源流。在将“他者”与“自我”相联系的过程中，人类学家重组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他者”观念，将欧洲之他者定义为历史阶段的差异，将启蒙运动时出现的无知 – 知性、谬误 – 真理、未开化 – 启蒙、迷信 – 认识等人类状况的“对子”整合为落后 – 进步的“认识论对子”，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观念运用于自己的研究，还从生物学和地理学中汲取养分，在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里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直到 19 世纪终结，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类学家，多数是采用进化论观点的。然而，由改造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他者”观念而形成的进化论，不过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的一个方面。不久前，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tzfeld）说：
很久以来，人类学这一学科就对它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表现出一种讽刺意味，它特别适于对把现代性和传统、把理性和迷信割裂开来的做法提出挑战。
赫茨菲尔德紧接着指出，可笑的是，现代性和传统、理性和迷信这些“对子”的出现，确实应该部分归因于人类学自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于人类学家，一个最生动的形容是，他们在现场把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断暴露在“异类”文化前面，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带来的世界权力中心的文化有虚荣心，另一方面，在被研究的“异类”文化前面，他们又时常感到不自在。
吊诡从何而来？源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大凡要理解“他者”，不能不理解“自我”，反之亦成。
就人类学而言，其所采用的“他者”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文化自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在观念的近代化过程中，人类学接受了其所在国各自的“民族自觉”模式，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与认识旨趣。西方人类学主要有三种传统，第一种是英国与实利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学传统，很现代，也很实在，尽管大量吸收了欧陆的观点，却一向保持自身的特征；第二种是德国和美国的，是以“民族精神”（ethnos）或“文化”（culture）概念为出发点的，相对古朴而注重历史，广泛流传于德语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美国得到发扬；第三种是法国的社会学年鉴派传统，社会哲学意味很浓。我已指出，人类学的国别传统与欧洲三种启蒙传统有关系，比如，英国启蒙以苏格兰的实利主义为特征，注重制度与个体理性，而法国社会学派则侧重社会理性与现代性（所谓“现代”指的是有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德国传统则注重集体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对于个体的“号召”（要求个人承载历史命运，使集体产生“民族自觉”）。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