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三题（新编本）》：
欣：在出身于知青的学者群中，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学者也不少，许多人正是通过对传统价值的弘扬来批判当今社会的弊病。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邓：不错，我们这一代学人尽管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却也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同一个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的分歧。我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中，却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态度。一种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沉人农村那相对平静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亲身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亲切、单纯和温暖，很容易认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血脉唯有在偏僻农村才完好地得到了保存，于是从中生发出要恢复和发扬这已经濒临断层的传统文化，以拯救堕落了的世道人心的志向。另一种则是，并不是把“文革”看作某种个人意志任意妄为的产物，而是追溯到产生“文革”的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于是在下到农村之后，通过劳动的磨炼和与农民的贴近的交往，感到自己把握到了“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最深刻、最隐秘的根源，这就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和家族式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以温情脉脉的方式培养着人的依赖性和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从而为集权统治准备了最广大最深厚的温床。我本人在十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中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由此形成了我的基本立场：对“文革”的批评不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批评，而是要从根子上对整个社会由以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因为只要这个社会的根基不变，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变，农村普遍存在的宗法式的家族人际关系不变，“文革”的一套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地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很明显，上述两种思路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是要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要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两者都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认为，假如没有当代的国际潮流和国内现实的根本变化，这两种思路本来谈不上谁对谁错。就第一种思路来说，其实中国历史上拨乱反正并回到以仁爱立国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上来的例子多得很。如汉初鉴于秦政的失道而行“黄老之术”、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等。毕竟，儒家理想的“治世”总要比“乱世”好，因此人们总会希望重振纲纪，恢复传统。就此而言，我对上述第一种思路抱同情的理解。站在儒家的立场，无疑会认为“文革”摧毁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血脉，毒害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人际关系，而没有了这种被当作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人就丧失了“道德理想”，导致了“人文精神失落”。因此后“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使命，在许多人看来就在于重新回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去，挖掘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道德资源，以维系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
但我以为，这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其合理性的儒家正统立场，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其实，传统法家路线与儒家路线在贬低个体意识这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此而言，“文革”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渣的泛起。我所选择的思路不是顺从日常社会经验的惯性的思路，而是切人到现实生活的根本变化并对其做出展望的前瞻性思路。这一思路只有在接受和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在精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这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两种精神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极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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