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文粹：从《金瓶梅》说开去》：
　　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却直到八十年代以前，仍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的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我也涉猎一些，已知成果累累，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毋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睐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
　　《金瓶梅》传下来的版本，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评点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它产生在明代万历年间，保持着说书人用来当底本的特色；第二种出现在明代崇祯年间，叫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显然经过文人加工，第一回从“西门庆热结十弟兄”讲起，而且在正文之外，出现了批语；第三种则是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的评点本，叫作《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一回回目前半句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张竹坡的批语相当丰富，将全书的主旨概括为“孝悌”。这三种本子，后来人们为了表达明快，都称《金瓶梅》，然后以“词话本”（或“万历本”）、“崇祯本”、“张竹坡本”来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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