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女性与小说”。之后她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并于1929年出版。
伍尔夫讲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困境、历史对女性的偏见、女性面对的共同命运以及女性贫困对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提出女性要认清自身的境遇，积极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独立思考，自由生活，发挥出女性的优势，成就自我。
“女性身上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创造力，生来复杂且强大……她们的创造力和男性的极为不同。这种力量是几个世纪的严厉约束换来的，它不可替代，如果遭到遏制或者白白浪费，那绝对是一万个可惜。”
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反驳我说，我的所有论证都太强调物质条件了。即使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一年五百英镑代表思考的力量，门上的锁代表独立思考的力量，你们仍然可以继续反驳说，思想应该超脱于这些东西，伟大的诗人往往都是穷人。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诗人？关于这个问题，你们的文学教授亚瑟·奎勒·库奇爵士比我更懂，我给大家引用几句他的话：
“过去一百多年来，出现了哪些伟大的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多、济慈、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德、莫里斯、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就此打住。这些人当中，只有济慈、布朗宁和罗塞蒂没上过大学，在这三位当中，只有英年早逝的济慈家境不那么好。这么说很残酷，也很悲伤：诗歌的才华并不是无论在何处、无论在贫穷或富裕的家庭中都能诞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面列出的十二位诗人中，有九位上过大学：这就意味着，他们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接受了英国最好的教育，这更是不争的事实。大家知道，在三位没上过大学的诗人当中，布朗宁家境还不错，你们想想，如果他家境不好，他就写不出《扫罗王》和《指环与书》，就像罗斯金如果没有一位做生意发了财的父亲，他也写不出《现代画家》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罗塞蒂有一小笔私人收入，他还画画挣钱。只剩下济慈什么也没有，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早早夺去了他的生命，就像她把约翰·克莱尔扼杀在疯人院，而詹姆斯·汤姆森则用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绝望。这些例子很可怕，但我们都要面对。不管这样说有多抹黑我们的国家，我都要说，我们的国家确实出了某种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两百年以来，贫穷的诗人都机会渺茫。相信我——十年来，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观察三百二十多所小学，发现我们的民主都是空谈，其实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很难实现心智的解放和自由，很难催生出伟大的文字来。”
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两百年以来，贫穷的诗人都机会渺茫……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很难实现心智的解放和自由，很难催生出伟大的文字来。”就是这样。物质基础决定心智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决定诗歌的诞生。女性贫穷了不止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就贫穷。女性在心智方面的自由还比不上雅典奴隶的儿子。因此，女性诗人的希望渺茫。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强调金钱和自己房间的原因。但是，多亏了过去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我希望自己可以更了解她们）的努力，多亏了那两场战争（虽然这么说有些奇怪），克里米亚战争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走出了自家的客厅，以及六十多年后，欧洲战争让世界的大门终于向一般女性敞开，种种弊端终于走上了开始改善的道路。否则，你们今晚不会出现在这里，你们一年挣到五百英镑的机会就会微乎其微，虽然现在也机会不大。
你们可以继续反驳，既然女性写书要费那么大的劲儿，没准还得先谋害自己的姑姑，参加午餐会差点迟到，甚至可能跟某些大好人发生非常严重的争执，那你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情？我得承认，我的一部分动机是出于私心。像所有没受过教育的英国女性一样，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大量读书。最近，我读的书有些单调无趣：历史书写了太多战争，传记写了太多伟大的男性。我觉得诗歌变得越来越贫瘠，小说我就不多说了，免得暴露我根本不懂批评现代小说的事实。因此，我想请大家去写各种各样的书，不管书的主题多大或多小，都不要犹豫。我希望，大家无论通过什么方法，都能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我绝不限制你们只写小说。如果你们写旅行和冒险的书，写研究和学术的书，写历史和自传，写批评、哲学与科学——我就会很高兴，而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千千万万。你做的这一切，无疑能够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因为书和书之间会互相影响。小说应该和诗歌、哲学紧密相连。此外，如果你回想一下过去的任何一位伟人，比如萨福、紫式部、艾米莉·勃朗特，你会发现，她们既是继承者，也是开创者，她们的出现，是因为女性自然而然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因此，哪怕只是个铺垫，你们的这些行为也有着无限价值。
我回过头来看这些笔记，批判自己写下这些笔记时的想法，发现我的动机也不完全是自私的。在我的评论和漫谈之中，我坚信——或者是我直觉？——好书值得写，而好作家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人性之恶，依然都是好人。因此，我让大家写更多书，是为了你们好，也是为了整个世界好。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证明这种信念或本能的合理性，因为一个人如果没受过大学教育，说再多哲学术语也难以让人信服。到底什么是“现实”？它似乎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时而出现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时而出现在街头报纸的一角，时而出现在阳光下的水仙花中。它照亮了房间里的一群人，铭刻下某些平常的话语。一个人在星空下走回家时，它的出现会压倒一切，让沉默的世界变得比语言更加真实——接着它一转身，回到皮卡迪利广场的喧嚣之中，就出现在一辆公交车上。有时候，现实太遥远、太斑驳，让我们难以看清它的本质。凡是被它触碰到的，都会定格并成为永恒。当岁月的皮囊被丢进树篱，剩下的就是现实；它是往日的留痕，是我们的爱与恨。我想，作家能比其他人更多地生活在这种现实之中。作家的事业，就是寻找它、收集它、向更多人传播它。至少，我读完《李尔王》《爱玛》或《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做出了这个推断。读这些书，就像给感官做一台奇妙的除障手术，让人变得更敏锐；就像揭去世界的遮罩，让生命变得更强烈。那些与空幻斗争的人令人羡慕，而那些做事情稀里糊涂、碰得头破血流的人令人同情。因此，我让你们去挣钱、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让你们去面对现实，那种生活一定充满了活力，不管你能否把它表达出来。
我想就此打住，但是按照惯例，演讲的最后应该有一段结束语。一场面向女性听众的演讲，应该包含某种鼓舞人心或者高尚的东西，你们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请大家一定记住自己的责任，要努力提高自己，追求精神世界；我要提醒大家，你们肩负着怎样的重任，你们对未来又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我想，这些劝告留给另一个性别去说也许更稳妥，他们一定能用更好的口才来讲述，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检视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没有成为伙伴、追求平等或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等高尚的情感。我想说的很简单、很平淡：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如果我能把话说得更漂亮，我要说，别做梦了，人不能影响其他人。要思考事物本身。
◆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
◆她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T.S.艾略特
◆年龄非常要紧的。我三四十岁，五十岁，都读过伍尔夫，六十多岁时，看懂了。看懂她对、不对的地方。——木心
◆阅读伍尔夫会改变甚至拯救你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
◆让我着迷的是，弗吉尼亚竟可以同时拥有异常强大的智力与极度脆弱的情感。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矛盾的奇妙结合使她如此与众不同。——妮可·基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