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书信集》（卷三）的时间跨度自1960年至1975年，其间，伯林创办沃尔夫森学院，奠定了其作为魅力型知识分子领袖和杰出思想者的历史地位。如今，沃尔夫森学院已成为牛津大学数一数二的研究生学院，而伯林的非凡个性也深深地浸入这一欣欣向荣的学术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伯林还亲历了那一时期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他身体力行，将对人性和观念的洞察纳入对世界的理解之中。而在学术方面，伯林一生中重要的几部学术著作在此期间得以出版，也使其攀上了学术生涯的*峰。

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

此文谨为回答两个问题：美国入侵越南，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在你看来，如何解决越南国内争端？

我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感受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全力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这一态度至今未变。我希望自己在越南问题上能够同样做到爱憎分明，毫不含糊。我不知道战争会以何种形式结束。或许从一开始，美国人把军队派往越南这一举动本身就已酿成大错。我希望此事一开始就交给越南人，让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解决。在我看来，越南似乎在真诚呼吁，反对他国干涉其内政。但目前这个时候，我并不希望美军撤退，因为它可能导致对美国盟军和盟友的大肆屠杀——完全可能——不问真假，一旦发现，格杀勿论。不错，越南村庄遭受狂轰滥炸，无辜之人不断被杀，这些足以骇人听闻。可是，在我看来，置他人于不顾，听任其惨遭敌人屠杀，则更是令人发指。如何保证这一切不会发生？又或者如何保证美军的全面紧急撤退不会导致其他南亚、东亚国家的政府遭受惊吓，不得已向一些政权屈服，而他们的人民对这些政权大多深恶痛绝。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些国家的现有政权并不比共产党政权好多少，一样也不受民众欢迎；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就因为相信没有人会施以援手，而将人民置于失去自由的境地，或者在外来势力的高压下更换政府——制造一种因惶恐不安而一拥而上随大流的景象，如同20世纪30年代末发生在中欧的情况一样——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不知道这种类比是否正确，但要说它站不住脚却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对越南的总体局势了解不够，不清楚他们宣传的各种方法是否可行，其中包括沃尔特 · 李普曼、富布赖特参议员、小阿瑟 · 施莱辛格教授等提出的撤军、飞地等诸如此类的建议。如果这些方法有可能阻止以上提到的两种不幸发生，我当然会全力支持。但我认为它们在道德上根本无法立足，而且也不清楚这样一种政策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即便如此，如果要我投票，我还是会投赞成票的。

如此一来，我就把自己置身于必须对自己的回答进行说明的尴尬境地。我希望能够理直气壮、不容置疑地回答“是”或“否”，就像大多数朋友们那样。在西班牙问题上，我感觉不论对错，并不存在任何质疑。同样，在有关南非、罗德西亚、西班牙、葡萄牙或是1956年的布达佩斯问题上，也一样泾渭分明、不存疑义。对朝鲜战争，我态度明确——联合国在我看来采取了恰如其分的正确行为。可是，我着实羡慕那些在越南问题上能够一如既往态度鲜明的人。美国人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毫不令人羡慕；且不说还有国家威望和世界权力平衡的问题；可是，如果不讲任何条件实行撤军，很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更多残酷行径的发生，更多人要因此受苦受难，与这一举措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任何解决途径，只要尽可能少地造成破坏和压迫，我都支持。我不赞成对某个绝对原则采取就算天塌下来也莫让公义失道的立场：更不赞成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傲慢自大或是头脑简单地固执己见，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做法或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能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传统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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