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的学术研究与时代主题
侯外庐的学术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学术研究实质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化时代课题的一种理论解答，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合理性。在具体的方法上，侯外庐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来对时代主题进行解答，这在其思想史学术研究中有具体地体现。侯外庐的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时代主题解答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侯外庐早年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
侯外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经历巨大动荡和变迁的时代，其思想也经历了从“自幼受旧学教育，读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一类书籍”，到“五四”时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再相信‘子云’、‘书云’这些封建时代的旧教条，而是拥护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的变化。侯外庐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于1923年从山西考上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时代的侯外庐，“加倍付出努力，发愤追赶认识到的差距”，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涉猎一切所能获得的书籍。在阅读中，侯外庐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泛阅读了西方的大量哲学著作。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当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宣传作品。侯外庐曾说：“我最早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著作是登载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但并没有接触到马恩的原著。也就在这时，侯外庐结识了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李大钊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927年，侯外庐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1928年，他开始试译《资本论》，这使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他后来回忆到：“数年之后，当我成为史学界一员时，以往那段为《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孜孜苦斗的经历，反而不被人注意了。实际上，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我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
第二，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展开与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理论武器是与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是密不可分的。围绕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和革命任务，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这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侯外庐认为：“从根本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这场论战发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国内的人们对于先前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产生了疑问，而决定这个问题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因为，“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及稍后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况下展开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质上也就是研究中国当时的国情。因此必须研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参加论战的不仅有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苏联、日本等国际理论界的学人，论战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争论的问题也比较多。
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学的同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新史学。新史学的出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涨，侯外庐回忆说，他自己就是在“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1930年，侯外庐回国后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认为这本著作“内容丰富而又新颖”，尤其是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其锐利的眼光，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侯外庐被这一大胆的发现所鼓舞，他说：“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开始研究古史的经历：“一是步着王国维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并“力求在这两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从1932年开始，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此后，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经济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两本册子，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涉及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
本质上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的解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立场上，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进行了分析；而最终的结论则在于论证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分析是正确的，并符合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有许多不足甚至教条之处，但他们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具体研究，却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次重要实践。
第三，侯外庐对社会史论战主要问题的解答。
针对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激烈的几个问题，侯外庐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以及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二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最终则在这些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回到现实，认识近代中国是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侯外庐经过研究，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如下回答：首先，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的古代”同属于一个社会阶段，都是奴隶制社会，但走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于秦汉之际，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最终经过汉武帝的法度，封建社会才最终确立，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准是法典化；再次，明末清初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等。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经过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社会史论战反映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与错综复杂。其中，自由主义西化派鼓吹西方学术文化优越性，企图全盘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民主制度，他们在人文社科领域忽视了人文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试图完全用自然科学的办法把历史学建设成为纯粹科学；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浓烈的偏爱，强调在继承传统之“体”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他们在学术上鼓吹继承宋明道学企图在传统儒家“内圣”的基础上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
侯外庐通过对社会史论战问题的理论解答，对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的“非科学研究态度”作了深刻的批评。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余绪，并通过对其理论弊端与缺陷的深刻揭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则和科学性。侯外庐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具备真正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解决疑难，抉露本质”，即透过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四，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社会史研究，一为思想史研究，他认为研究社会史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思想史，还要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注重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
是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而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则来自于侯外庐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时，侯外庐紧密结合中国现代化的时代主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分析时代问题，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做出了有益地尝试。
首先，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他晚年回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侯外庐也指出：“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此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要犯错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就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因此，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
其次，侯外庐主张从社会史的角度探究思想史。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只有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之中才有可能得到科学地解释。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容易犯主观化的错误，而且容易使古人的思想被曲解，即“流于附会臆度”。在此基础上，侯外庐认为，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面，应当主要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怎样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及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社会的变动如何决定着思想内容的变化，而思想体系、观点的出现又如何直接、间接地起着推动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等等。但侯外庐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侯外庐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资料结合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问题，力图科学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且紧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把学术研究与时代命题紧密结合，做到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侯外庐一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中国的历史宝库。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只有通过与中国历史资料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历史科学的飞跃，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实现中国化、民族化。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在社会史论战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在中国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做了尝试，而且指出了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白寿彝曾经指出：“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出版了很多，史学界的几大家都已出来，并有不同的著作，不同的贡献，但有一点外老是突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指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侯外庐本身是受时代的激励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史研究本身就是对中国现代化时代主题的理论解答，并体现出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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