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社会文化策略看创新精神
鲁迅在他的社会文化活动中，面对当时风雨如磐的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混沌初开、鱼龙混杂的文化状况，鲁迅在应对中不断思索着，探索着，陆续提出了他自己的社会文化策略。
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一生都把寻找中国社会改革的有效策略放在首位。他在一生的困顿中抗争，在抗争中探索社会文化策略。鲁迅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他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不是一个实行的改革家，却是一个思考的改革家。鲁迅提出过不少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策略，我们试从强国之策的社会、文化两个方面来加以解读。
一、鲁迅的社会革新策略
从社会革新策略来说，我们可以从鲁迅独创的如下几种典型策略来考察。
策略一：“立人”。
也可以解释为教育立国。当他痛心疾首地看到身体健壮的中国人被人当作砍头、示众的材料时，他醒悟了：要使国家、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策，首在立人。就是“改变坏呆子”，“改变他们的精神”①。只有这样的根本性策略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从这一立场出发，就有了“改造国民性”论，后来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救救孩子”论，再后来发展到左翼时期的“培养大群的新的战士”，以及为培养新人而身体力行的“梯子论…‘俯首甘为孺子牛”说，可以归结为教育立国沦。但这与当时一些人所说的教育救国论是不同的。“教育救国论”是以学校教育代替社会改造责任。而鲁迅所强调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这里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思索，通过一条独特的思路，得出了十分深刻的新思路：改造国民性，造就新人。
鲁迅的“立人”说，与之前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有没有渊源关系呢？可以说，既有一定的关系，又有鲁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创新。任何人不可能创造出无根而有据之说。但梁启超只是浮泛地期望一种新的人格。而鲁迅固然也呼唤新人，但他是把‘‘教育人’’上升到一种国策来看待的。鲁迅还从日本的经验中有所发现。他发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在国体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其极为重要的国策之一，便是教育。而这，正是日本之所以以弹丸之地而在数十年中一跃而为东方唯一能够自立于强国之林的现代国家的奥秘所在。由此，鲁迅提出，中国应将教育人、培养人作为国策。之后，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为教育培养新人而大声疾呼。例如他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①自己也身体力行，实际上为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界培养了大批文化中坚。这些，都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体察和创新思维上。
策略二：拿来主义。
在社会建设方面，鲁迅有一个著名的策略：拿来主义。虽然这早已人所共知，但今天我们从社会创新的角度来解读，更富有新鲜意味。拿来主义的精髓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②。拒绝外援、拒绝继承祖传的珍贵遗产固然是呆子，但接受外援、继承遗产也要坚持以我为主择取的基本方针。这既体现了鲁迅的恢宏气度与世界眼光，也体现了他的独特思考方式。从来继承都是全盘接受的，所谓“扬弃”，只是说，在接受的基础上有所筛删、抛弃；所谓“推陈出新”，则是说，对旧的遗产加以改造。这两者都是先继承，然后再甄别、筛选、改造。而鲁迅是说，从继承的过程开始就要有选择，甚至是先选择后继承。也许旧的遗产糟粕的比重更大，这时就要从中挑选一部分可用之物来继承。其核心主旨是“自主”。失去了这个核心，按照中国的国情，就可能先失去了自我。鲁迅的这种策略是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洞察，对社会情状的深刻体察，对历史经验的深湛思索，结合当时的国际先进理念而得出的先进思想。而从祖传遗产的事象出发，提炼出自己独特的思想，这就是鲁迅的创造性思维特点。而创造出这样一个经典理念，也是经久流传的概念，是鲁迅的超强创新思维能力的表现。“拿来主义”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更为广泛地被接受，并且在一定范围（通俗的大众的层面）内，甚至比“扬弃”和“推陈出新”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其含义也更确定、更清晰，旨趣也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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