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与鲁迅交往，聆听教诲，“读洋书”的理想很大程度受到先生的影响。
他——曾受聘于罗曼·罗兰，为其介绍鲁迅，介绍中国，成为鲁迅与罗曼罗兰的沟通桥梁。
他——与儒学大师梁漱溟虽只有数月的师生经历，却有了一生尊为恩师的情谊。
他——出身农家的一个贫穷小子，却获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却没有做过助教、讲师、副教授，直接以教授身份登临讲台。
他——生活和思想已经适应西方文化，却于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抗战爆发的祖国，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他——当根深蒂固的文化史观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要求，他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在扩大和丰富历史观的过程中执着追求真理。
他——终其一生淡泊名利地位，只求以自己的研究和学识追求治史的真谛，他说，治史者，有如沿河而行，须明其总动向，然后观势察变，始明主力之所在。
他，就是一代史学大师阎宗临。
阎守诚编著的《阎宗临传》是一代史学大师阎宗临先生的传记。
《阎宗临传》通过阎宗临的富有传奇的一生，从他的经历、品格、学问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变化的关系，描绘一位历史学者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成才之路、学术之路，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
一父亲的传奇人生
我的父亲阎宗临逝世于1978年10月5日，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萦回脑际，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慈祥的。他待人和蔼而宽厚，处事正直而认真，衣着、生活都很简朴，言谈典雅而富有幽默感。在家里，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遇到问题，总是像对待朋友那样平等地和我们对话谈心。我们家的气氛是民主、自由、和谐的。特别是每逢寒、暑假，父亲稍有闲暇，我们全家总爱聚在一起，从学校到社会，从学习到生活，天南海北的神聊。父亲自然是中心人物，他那充满智慧与哲理的谈话，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教诲。这样充满情趣的家庭聚会，而今已是遥远的往事，然而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温馨记忆。
父亲一生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专长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中西交通史。父亲逝世后，整理和出版他的遗著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来承担，因为我们兄弟姐妹6人，只有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他们都是学理科的。我在史学领域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父亲的专业世界史了解并不多。虽然我并不真正懂得父亲这些论著的价值，但我知道它是有价值的，更何况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以及这些论著保留下来的艰难。我想，如果再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因此，我也一直想把它们整理出版，作为一种对父亲的纪念吧！也就是在这些年整理、出版父亲遗著的过程中，使我逐渐对作为教师和学者的父亲，除了他的慈祥之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使我愈来愈感觉到父亲看似平淡的人生，实际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从一只小手提箱说起
父亲的人生传奇可以从一只小小的手提箱说起。这是一只1937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手提箱，大概是父亲在欧洲读书时放书籍、笔记本和文具用的。这个小手提箱质地并不好，不是真皮的，而是纸皮的，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已经很陈旧了。我小时候见到这只褐色的手提箱，是放在父亲的床下，箱子里面装着父亲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以及没有发表的论著手稿。这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能保存下来十分不易，它们起码经过两次大的劫难：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日寇侵入广西，桂林形势紧张，我们全家随无锡国专师生一起逃难，从平乐到荔浦，再到蒙山，在从蒙山转移到昭平仙回村时，遇到日军抢劫，我们仓促上山躲避，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7口人，只留下一条被子。在逃难期间，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多么艰难，父亲手里总提着这只小箱子，箱子和里面的东西总算没有丢，保存下来了。
再一次是“文革”期间。父亲在山西大学，1966年8月21日，造反派来抄家，把这只小箱子里面的东西（除父亲过去发表的著作、论文外，还有两包信件，里面有李四光、熊十力等人的信）当“黑材料”一起抄走。当时，我还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离校，回到家里，母亲说：“你一定想办法把爸爸写的东西找回来，这些东西丢了，他人都变呆了。”我看父亲也的确是神情大变，双目痴呆而迷茫，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以学术为生命。于是，我先打听到来抄家的组织是生物系的“红山大”战斗队，然后去找父亲的学生、我的哲学老师梁鸿飞说这件事，因为“文革”开始后，梁老师一直对父亲很好，晚上常来家里看望父亲，或者陪父亲出去看大字报，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梁老师说：“正好我们楼里住着一位生物系的老师，我去找他看是否有办法。”过了几天，梁老师让我到那位生物系老师宿舍取父亲的东西。这样，在31日，也就是抄家之后的第十天，我去把父亲的“黑材料”取回来。其中，父亲写的小说《大雾》和散文集《波动》、《夜烟》以及《南王村史》、信件等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概那些造反派学生觉得文学作品比史学论著好看，就扣下了。现在回想起来，梁老师和那位生物系的老师出手帮助找回了父亲视为“生命”的东西，这对父亲是极大安慰，也为我后来编三卷本的《阎宗临作品》保留了基本的材料，使父亲的学术成果能够流传于世。写到这里，我应该向梁老师和生物系那位老师在危难之中的帮助，表达深深的谢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我开始编辑父亲的文集，并且和山西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当时的情况是学术著作出版难，个人论文集出版尤其难，难就难在出版的资助经费上，这个问题的解决，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的关心和支持下，三晋文化研究会将父亲的文集列入《三晋文化丛书》给予了大部分资助，我们自己也出了一小部分经费，终于可以出版。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阎宗临史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30万字左右。我从父亲的遗著（包括未发表的手稿）中进行选编。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这是父亲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这是父亲的主要专业；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包括《身见录》、《西使记》、《北使记》和《佛国记》，这四部古文献的作者都是山西人，因此，可以作为山西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以此表达父亲热爱故乡的一片拳拳之情。
从1993年开始编辑和联系父亲《文集》的出版，一直到1998年才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文集》，期间经过了将近5年，《文集》出版时恰逢父亲逝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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