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林则徐》：
纵观林则徐的一生，阅读他的著作、书信或诗词、日记，我们会时时地感到他身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对人民，对国家，对事业，对亲友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一刻也不懈怠，一事也不推诿，这种责任感，在他的一生中有如烈火，始终在燃烧，最后他把自己燃烧尽了，但依然给后人留下了绚丽的光芒。
他担任了封疆大吏之后，胸有全局，其从政的特点是思考问题不囿于一省一区，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没有门户之偏见，不搞地方保护那一套。如他身在南方从政，但对北方的水土改良问题极为重视，著有《畿辅水利议》一书（畿辅是京都周围的地方，清朝定都北京后特指直隶省）；他还提出了黄河人海改道的重大问题，解决南粮北调的老大难问题……这都反映了他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二是他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才干，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策。总之，林则徐做事无所不用其诚。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不可能一一讲述，这里只略说一下他对江南科举考试的整顿和改革。选拔人才，不仅关系到无数人的前途，也关系到国运和民族的兴衰。现在如此，将来如此，过去也是如此。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不能一概否定。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人才被选拔出来充任官员，总比买官、卖官、裙带或“老子英雄儿好汉”“祖辈资深孙当官”要好得多。科举制度是不搞唯成分论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你家是地主、官僚，我家是贫农、雇农，科举面前人人平等，谁考得好谁出人头地，这正是科举制度能历千年之久而被全社会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如果考得状元，恰好公主待嫁，昨天的穷小子，今天可能蟾宫折桂，一步登天。当然，营私舞弊者也是有的，但被揭发出来是要坐牢的，鲁迅的祖父就是因为科考中的问题下了狱。目前的中国，通过考试录取公务员，通过竞聘考核授予副厅局级以下的位子，与当年的科举虽不相同，但有相似之处。当年科举的主要毛病是考试的内容僵化、形式死板、脱离实际。但人与人不同，科考成功者可能是草包，也可能是俊杰，因人而异。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如果林则徐没有考取进士，他只能是福建一带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科考屡屡不中，当了一辈子塾师。在遴选人才的问题上，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儿——学而优则仕。
身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深知科举的重要性，这除了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外，也与他担任江西副考官和云南正考官的经历有关。1816年秋，林则徐到南昌担任乡试的副考官，他做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发榜后“出门拜客，访询舆论，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1819年林则徐又出任云南的正考官。他父亲并非没有学问，但一辈子考场失意；林则徐自己也受过两次会试落榜的挫折，这使他深深体会到主考官的责任重大，对于考生来说“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所以他和副考官吴慈鹤一起，对全部试卷都极认真地点评，择优取正榜54名，副榜10名。为了不埋没人才，他还将14份最为优秀的试卷带回北京，特意呈送皇上阅览，希望重用人才。
现在，林则徐不再是考官，而是江苏巡抚，而他面对的江南科考乡试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江苏的行政设置有些特殊，实行两藩制，一是江宁二是苏州，江宁即南京。江南的科考包括安徽在内。
在此，先说一下清代科举的具体制度是很有必要的。科举始于隋朝，历代大同小异。清朝的许多章法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科举制度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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