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经济水平
国民的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接触抗战言论的几率。特别是对于像张季鸾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抗战言论，他们能否接触到，往往取决于他们的购买力。因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无缘面见那些精英分子，通过报刊①等媒介了解他们的抗战言论是一条主要渠道，而能否购买报刊则与其经济水平直接相关。
在局部抗战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总体呈上升态势，“全国各个行业发展到1936年时，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②。这样一种形势，总体上增加了国民的购报能力。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报刊数量尤其是民营报刊数量大大增加。“据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1927年全国报纸总数为628家，到1937年增加到1031家。其中大部分是民营报纸。”③另一方面，有的民营报刊销量也有大幅增长。据张季鸾称，1936年的《大公报》销量已逾10万份，而10年前则只有2000份④。因而，有学者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抗战，为报业发展的蓬勃时期”⑤，应是不无道理的。可是，在形势总体不错的同时，还存在若干影响购买力的因素，如“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农民在1932年-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⑥。这自然影响到国民的购报能力，因为当时中国的农村人口约占人口总量的75%。
在全国抗战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遭致毁灭性的打击。对一个个的个体而言，多年积聚的财富也大多毁于战火，这一点，城市居民尤其如此。一些原本生活宽裕的市民，在逃难的过程中也不免感叹：“我们的生活在苦痛与饥饿的边缘挣扎着。”①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想象，会有很多人像平时那样花钱订报、买报。因此，报刊的数量和销量在这一时期基本呈下滑态势。②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内政部的统计，全国抗战一年后，全国的报刊便由此前的1000余种减至不到400余种③。
2.国民文化水平
文化水平不但是阅报的基本保证，还是真正理解抗战言论的关键所在。文盲不能阅报是事实，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不能理解抗战言论的真谛亦是事实，因为，认识文章里的字不等于能读懂文章，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在抗战期间，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并无准确的统计。但大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当时中国文盲数量很多，相对于列强诸国，简直是天文数字。据某专家统计，1940年中国的识字人口为9000万左右④，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总人口在4.7亿左右，且当时全国14岁以上的超学龄人口占总人口近70%的比例⑤。据这个情况推断，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至少在70%以上。相对当时北欧一些国家的零文盲率以及西欧国家百分之零点几的文盲率，中国的文盲率简直高得出奇。尤其引入注目的是，即便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秀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比例也相当高。如据时人调查，“上海一市，文盲有数十万人（特区而外，据市府调查有40余万人）”⑥。也就是说，在整个上海，至少有超100万的文盲，而其时上海的总人口数在270万-300万之间，其中有基本没有文盲的洋人10余万，有学龄以下人口约15万，除去这两部分人口，上海当时的超学龄华人人口至多不超过280万⑦，可见，上海当时的文盲率也不低，近40%。这样一种现状就使得相当多的中国人不能直接阅报，即便在大都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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