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的研究是清代经学考证兴起的最重要一环。清代经学研究的兴起，有一个必要的心理距离或时间距离感。在明代，人们把经书当作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读者的世界与经书的世界之间是一个连续体，可以毫无任何异样地用。清代经学考证的前提是认识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古代极为不同，两者之间有极大的鸿沟，所以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古人；如果想好好地了解古人，就必须透过严格的文字考证训诂之学才能加以重建。我认为当时人极力主张“以经注经”，同时回避以己意注经，即是认识到“今—古”之间的距离。毛奇龄（1623—1716）及万斯大的两段话可以作为佐证。毛奇龄《西河文集·经义考序》：
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荀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
至于万斯大的治经风格，根据万经（1659—1741）《先考充宗府君行状中的归纳：
人皆以己意释经，吾但以经释经，故虽多立异之处，而实非穿凿附会者比。
在回到古代礼仪世界的巨大热忱之下，人们往往发现古礼离今人的生活非常之远，如此难解，往往查了再查、考了再考，仍然得小到要领；用黄宗羲的话说是“礼经之大者，为郊社、稀拾、丧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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