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叙事焦虑与叙述创新
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是修辞叙事学的研究重点。尽管研究者在考察叙事交际情景时不太关注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互动，但是作者在创作时却不能将真实读者撇开，至少，在他们的叙事策略中隐含作者是在面向着他们设想的隐含读者说话。但是因为叙事的介质是语言，语言词汇与其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联系的任意性必然导致解读差异。那么，在真实的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真实读者在解码过程中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歧义呢？不能确定文本在叙事交际情景中的传播前景，文本意义在交际情景中可能产生变异、真实读者能否读出作者的主题意义等问题造成作者的叙事焦虑，直接影响作者的修辞策略。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通过预设叙述关系与读者建立叙事约定，引导读者的文本意义阐释轨迹，实现自己的叙事诉求：为南方、南方人“留下刮擦的痕迹”。事实上，让作品在人类发展的时空里留下痕迹、印记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叙事动机，福克纳的繁杂、晦涩的叙事风格正是他演绎叙事动机、强化叙事诉求的修辞策略。
叙事焦虑是现代叙事艺术共有的特征，主要产生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危机所带来的认识焦虑（epistemgicalanxiety），是叙事动机在叙述修辞情景中的不确定指向趋势造成的。引发现代派作家叙述焦虑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生存环境的改变导致人类精神依托的虚化，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让人们对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人类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焦躁自然会流露在作为时代声音的文学作品之中，并在同期作品中形成某种共同主题和类似的风格。没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让现代派的作家们不约而同的将叙事的目标由客观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由寻求客观现实转向意识的现实。福克纳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人类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何时被炸死？”在弗吉尼亚大学当驻校作家的那段日子，福克纳在多次访谈中流露出时不待我的焦虑情绪。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是一种紧迫感让我用一句话说完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能否在有生之年完成书写人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等写作规划。①这种紧迫感像恶魔般驱使他去写作，并尽可能以最佳的形式表达出来。②而同样的焦虑也出现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情歌》等现代派作品里。
造成现代派作家叙述焦虑的第二个因素是现代技术革命导致信息传播的媒体发生质的改变，电话、电影、摄影等现代声像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交际更为直观和便捷，语言的信息传播能力和表现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书面文字不再是人类首选的叙事交际媒介，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也谈到技术革命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我认为，让作家们产生叙事焦虑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读者群体素质结构的改变。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日益大众化极大地改变了文学读者群的阅读兴趣。小说叙事风格的流变与读者的需要不无关系。一般来说，20世纪以前的文学读者群相对固定，主要集中在社会的中上层，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娱乐。这个时期由于作者能大致把握读者的兴趣，写作时有较为明确的对话对象，作者考虑较多的是怎样以浪漫的传奇故事和离奇的情节去迎合读者。20世纪初，随着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小说作为最贴近大众生活的文学形式在英国发展迅速，并取代诗歌和戏剧成为文学被公众接纳的主要形式。读者群的扩大必然带来阅读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叙事模式显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种“不知道谁会阅读我的作品”的迷茫让现代派作家将写作的重心移向人类意识。所以，与读者结构多元化形成悖论的是，小说叙事视角却更多地转向个人的意识行为，叙事主体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主观感知世界。当小说成为通往人类意识真相的桥梁之后，作者就不必在作品中进行道德说教，或进行社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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