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男，1981年生，安徽芜湖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2012）。曾在海德堡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并曾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著有《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2013）等。

　　《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追踪和重构“娜拉”跨语际进入中国，被传播、被言说、被模仿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考察围绕“娜拉”的女性解放和个人主义话语的展开过程，“娜拉”谱系在不同话语场域与文类形式中的嬗变情况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分析它们如何受到现实环境、性别差异、对话机制的影响与制约，探讨作为话语实践的“娜拉”故事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
　　这之后，“易卜生”成为媒体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重要的文化杂志和报纸（如《新潮》、《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晨报》等）上不断刊载译作及相关介绍、征引；而出版社也接连推出单行本或选集，其中一些不断重版，销量甚大。兹将易卜生作品在20世纪10年代-20年代中国的翻译情况，略述如下：
　　1915年6月，《小说月报》第六卷第六期的“杂俎”栏刊登了署名“乐水”的《欧美名剧》-文，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此处译作《娇妻》）有介绍。
　　1918年10月，陈嘏所译《傀儡家庭》，作为《说部丛书》第三集第五十一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易卜生剧作的第一个中文单行本，一年后即再版。
　　1919年5月，《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刊发了潘家洵所译《群鬼》。
　　1920年3月开始，《小说月报》连载了周瘦鹃译的《社会柱石》（见第十一卷第3-8、10、12号），并于1921年10月编为《说部丛书》第四集第五编出版，书前有张舍我的《社会柱石序》。
　　1920年，杨熙初译的《海上夫人》，作为“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1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家洵译、胡适校的《易卜生集》第一集，收入《娜拉》、《群鬼》、《国民公敌》，书前有译者撰写的《易卜生传》，书后附录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1926年6月第4版。
　　1921年11月，毛文钟、林纾早在1881年合作译写的《梅孽》（即《群鬼》），由商务印书馆列为《说部丛书》第四集第三编出版。
　　1922年，《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二号、第三号上，刊载了署名“幼童”所译的《沛尔根》。1923年1月5日至3月14日，《晨报副镌》刊载了巫启瑞译的《少年同盟者》。
　　1923年6月《易卜生集》印行了第二集，仍是潘家洵译、胡适校，收入《大匠》（即《建筑师》）、《少年党》。1929年，连同第一集一起收入《万有文库》，再版。
　　此外，译本还有杨敬慈译的《野鸭》（《晨报副刊》1924年2月11日至3月8日），刘伯量译的《罗士马庄》（北京诚学会1926年出版，上海学术研究会1930年重版），徐鸪荻译的《野鸭》（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1月），潘家洵译的《海得加勃勒》（《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三、第四、第五号，1928年3至5月）与《我们死人再醒时》（《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号，1929年10至12月），林语堂译的《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收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易卜生传》和易卜生晚年书信12封，上海春潮书局1929年]等。
　　1920年代以后翻译和出版热度依然不低。先后有潘家洵译的<博克门》（载《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九至第十二号，1931年9至12月），沈佩秋译的《娜拉》（上海启明书局1937年），孙熙译的《社会栋梁》（商务印书馆1938年4月）、《野鸭》（商务1938年7月）与《海妲》（即《海达·高布乐》，商务1939年），芳信译的《傀儡家庭》与石灵译的《鹰革尔夫人》（即《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均收《易卜生戏剧全集》，上海金星书屋1941年8月），马克译的《总建筑师》（1943年），邬侣梅译的《赫尔夫人传》（即《海达·高布乐》，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翟一我译的《傀儡家庭》（南京世界出版社1947年），沈子复译的《易卜生选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8年6月），胡伯尔尼编译的《娜拉》（新生命书局1948年）等。伴随译本的大量出现，关于易卜生的评论和研究日渐多了起来。1918年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在香港出单行本，此书后来重版三次，足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1919年《晨报》“欧剧谈片”栏目曾刊有《易卜生之戏剧》，称易卜生戏剧“专写实境，不为虚想”，并认为《玩偶之家》“为近世妇人问题之解决作先导也”。1920年7月陈望道发表《妻的教育》，引述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发挥对女子教育指导思想的一点质疑：“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谁配拿模型去铸造女子，而且铸造适于男子的女子呢？”1920年瑟庐在《妇女杂志》第六卷第十号上发表《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观与恋爱观》，专设“易卜生的社会剧”一节。1922年10月，余上沅在系列剧作介绍《过去二十二戏剧名家及其作品》中，将易卜生放在压轴位置：“戏剧的中兴人物，最有势力的当推伊卜生。一国戏剧的盛衰，全视其国民性的进退为准；所以十九世纪初年的戏剧盟主，法国便不能让给德国，而小学如挪威，他竟能因国民性之坚强进步，遂产生世人奉为偶像的伊卜生。”也在10月，《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四号“离婚问题号”上刊载了朔一的《易卜生名剧“娜拉”本事》，以叙事体改写了《娜拉》。11月，《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上刊登了Johan Bojer著、佩韦译的《挪威现代文学》，以易卜生为介绍重点。1927年5月，袁振英所著《易卜生社会哲学》一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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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通过“娜拉”重探“五四”
导论“娜拉”与“五四”现代文化想象

第一章 “娜拉”进入中国：跨语际的文化偶像
第一节 易卜生的被译介
第二节 选择易卜生：知识生产的文化逻辑
第三节 《玩偶之家》：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

第二章 阐释“娜拉”：在“五四”启蒙话语中
第一节 《新青年》舆论空间中的“女性解放”
第二节 “易卜生主义”：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接合
第三节 现实中的“娜拉”事件与知识者的众声
第四节 “解放”如何表述：“娜拉型”话剧中的出走

第三章 “娜拉走后怎样”：女性解放的继续追问
第一节 从娜拉出走到中国改造：鲁迅的思想光谱
第二节 “女人的发见”：周作人的伦理关切
第三节 “第四阶级女子问题”的提出：《妇女杂志》的变化
第四节 在启蒙叙事之外：“娜拉”们的性别书写

结语 后“五四”与作为“民族寓言”的“娜拉”
附录 《玩偶之家》在中文世界的传播表（1918-1948）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