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从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至唐玄宗开天之际，从开天之际到南宋之末这两个阶段而论，都要找出各自的内在规律。现在先说第一个阶段，自拓跋珪天兴年间（398～405年）到拓跋宏太和九年的八十余年之间，正是北部中国农民起义连绵不绝的时期，以此为基础，遂有世族地主所有制的开始变革，国家政权的开始检括浮客，均田兵制的出现，《魏书》卷7高祖纪下太和三十二年（498年）四月庚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这显然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军队。凡此等等，归根结底，根源于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再说第二阶段，《旧唐书》卷97《张说传》：“时（开元十年即722年）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说又建策，请一切招募强壮，令其宿卫……捕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其后强骑是也。”《唐六典》卷5，开元二十五年敕：“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根据这两条史料，那么，开元十年、二十五年作为府兵的卫士、边兵，已由征发变为招募；而所以招募，因卫土、边兵，大多逃亡；而所以逃亡，因供应他们衣食的农家，不胜贫弱，也纷纷逃亡，遂使府兵、均田相继解体。兵役的消失，对于编户、客户的生产力，不啻是一大解放，从而出现开天的盛况。当此之时，唐玄宗却不知励精图治，沉湎声色，把边兵的招募，权归节帅，遂有河朔之乱和藩镇的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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