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精选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只要我们采取的态度正确，国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我在1992年所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
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北京大学早在1992年就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组织文、史、哲、考古等学科的教师从事深入的国学研究。1993年中心编辑出版了大型的学术刊物《国学研究》，至今已有十六卷，此外还出版了十几种国学研究的专著。1998年召开了有十七个国家的一流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文化的馈赠》四卷。2001年初中心改名为“国学研究院”，并于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生已经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其中两名在高校任教（一名直接被聘为副教授），另一名考取公务员，从事对香港的学术文化交流工作。我们在做深入研究的同时，还注意普及的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与美国方面合作拍摄的一百集电视专题片《中华文化讲座》在美国播放；后来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百五十集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多次在电视台播出。这些普及工作贯穿着一条宗旨，就是“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传播给大众”。我之所以介绍这些，只是想说明国学研究只要踏实认真地去做，以学者的态度去做，是可以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广大群众认可的，是可以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为弘扬民族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点力量的。
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世界更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在二十世纪国学的遭遇相当尴尬，在二十一世纪国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很多，也不必太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要坐得住冷板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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