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关系研究》：
早年之所以不全力以赴投入国学，与国学根基主要指乾嘉学术方法训练不到位有关，而不是所谓“对于传统的疏远只是出于年轻时代的激情”。按照罗振玉的说法，“初公治古文辞，自以为所学根底未深，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予谓江氏说多偏驳，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罗劝其所学从戴震、段玉裁到高邮二王几乎全为汉学大家，乾嘉学术底子深厚与否对王氏学术道路选择的影响之深，这点从另一位传主笔下也能得到证明：“先生本来专考古文，后来觉得做古文的太多，不易名家，到日本后便想做科学家；后来学西洋哲学，又想做思想革命家。”结果数次兜转，彷徨不已，治朴学时，“遂亦不通历律，度量权衡的考证方面终不如钱竹汀、戴东原诸人厘定精审”。这“精审”之说完全是乾嘉汉学的标准，与传统儒家学术面貌很不相同，甚至在天文学、数学等领域与西方自然科学可加沟通。
狭义言之，乾嘉汉学之所以能成为潮流的突破性方法在于文字音韵独立，“古文字之学在乾嘉固未大盛，盖金文之整理，已在乾嘉巨子之后。甲骨文之发现更晚至清末，然《说文》、《尔雅》之研究，则固戴、段、二王所倡导也。由文字音韵本身之研究，以建立训诂标准，于是，治经者不唯研习已有之注疏，且进而可正注疏之误。乾嘉学风主要贡献正在于此，而亭林之研究古音，已启之矣”。有必要强调一下，这种标准与传统儒家学术相比更为具备客观的知识学依据，不似以前注疏依傍古人和权威，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研究意味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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