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方向与中国的选择》:
日本推行区域合作战略的第二个动机是想借助FTA推动国内体制改革,以实现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战后日本经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影响。应该说,至少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前,日本政府对外部压力的回应是极为成功的。然而,正是这种成功掩盖了日本经济自我调整能力日益低下的结构性问题。直到“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也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尽管日本曾经在美国的市场开放压力下做过一些适应性的调整,也曾经在GATT和OECD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创造性保守主义”的本质。美国学者彭佩尔认为,正是这种调整和适应而非“创造性破坏”导致了日本经济体制中保守势力的长期存在。学者高柏也认为,很多常常被认为是由日本文化与社会结构决定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是日本为了适应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而进行的制度重组的结果(即便这种适应是被动的)。有鉴于此,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日美贸易谈判压力明显减弱的情况下,日本的决策者急需新的外部压力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自由贸易协定(FTA)因此就成为一种很好的政策选择。
(二)日本FTA战略的转变是国内公共选择力量博弈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日本的对外决策过程中,一直存在开放与保护之争,日本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时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社会福利,还要关心福利分配问题,这与日本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不无关系。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在日本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为了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由政府、政党和大企业三方组成的新重商主义联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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