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疑古时代
1.疑古思潮的几个阶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而疑古则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经把这一点反复说明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好几次流行疑古的风气，各有代表的学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袭来说，确有一贯的脉络。但是，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1]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页。
[2]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3]同上，第61页。
[4]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5]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
[6]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第383页。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士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1]，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集宋学大成的朱子，便是富于这种精神的，其流风遗韵直至明代。
疑古之风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学，而于辨伪书方面则继续了宋人的统绪。他们所辨古书，每每同反对宋学有关。例如阎若璩等指摘古文《尚书》，宋儒津津乐道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便失了依据；胡渭等批评河图洛书，也是针对周敦颐以至朱子的学说。清人崇尚门户，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刘逢禄作《左氏春秋疏证》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趋向，在龚自珍学说中已见其端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2]这一学派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著《礼经通论》，等等，都主张辨伪，梁氏书中已有详述。至于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书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受廖平影响，“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3]。我们却不能说廖氏也有像康有为那样的变法维新立场。由此可见，不可以把当时的今文学派同变法维新完全等同起来。
康有为的著作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有颇大影响，可是两者的思想性质实有根本的不同。康有为和其他今文经学家一样，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后来力倡建立孔教，20年代的疑古思潮则与此相反。顾颉刚先生1924年在一则笔记中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的辩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4]，这与康有为的孔教刚好对立，有很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我曾说“今文学派作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5]，即指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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