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努奥洛风情》：
在光影瞬息的变幻中，远处此起彼伏的石灰岩山脉时而身披紫罗兰色，时而又穿上柠檬黄或深蓝色的外衣。远远望去，真那珍图的雪峰在阳光的照耀下时隐时现。
努奥洛与世隔绝般地独立于这花花世界，那些为数不多的造访者一般都是骑着马儿前来，男人驾马在前，女人坐在男人背后。
在这里，唯一能给这日日单调乏味的生活注入一丝活力的便是那些节日的到来：努奥洛人既庆祝传统宗教节日，又欢迎流行于此的其他民间节日。每每值此狂欢时刻，人们都会在一些主要的街道上载歌载舞，欢度佳节。
成长于这样环境中的格拉齐亚·黛莱达，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原始质朴的生活观。例如：在努奥洛，成为一名强盗并不可耻。黛莱达曾借其小说中的农村老妇之口讲道：“你认为那些强盗土匪都是坏人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一群渴望施展身手卖弄技艺的男人罢了。以前，男人们都外出打仗去了，可如今无仗可打，他们也仍需释放自己那点争强斗狠的欲望，于是他们只有去抢劫盗窃，或去偷村子里的牛。但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作恶，只是在以某种方式展现着他们的能耐和力量。”在努奥洛，抢匪是相当受当地人同情的，赶上他不巧被抓获进了监狱时，当地农民对此可是有个极富情感的说辞：“他有麻烦了。”通常这个抢匪最后是能够免于恶名加身的，事实上，当他从监狱回到老家时，父老乡亲们还会用一句“这简直是小事一桩”来安慰他呢。
族间仇杀至今仍是撒丁岛的风俗，能让自己的仇家血债血偿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对于复仇者的背叛甚至等同于犯罪。
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即便再多出三倍赏金缉拿复仇者的人头，整个努奥洛也不会有一个人出卖他。在这里唯一有权威的法则就是：崇尚人性力量，藐视世俗威权。”在努奥洛这座受意大利本岛影响甚微的小城镇里，在荒蛮本真的美妙自然的怀抱中，在淳淳质朴的伟大族群的熏陶下，黛莱达在一个圣经般纯洁单纯的家庭里慢慢长大。她曾这样写道：“一般情况下我们女孩子是不能随意出门的，只能去教堂做弥撒或偶尔到乡间散散步。”黛莱达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她和其他当地中产阶级家的孩子一样，只能在当地的学校里学习。她的家人平日里只讲撒丁岛方言，后来她是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学习了意大利语和法语。尽管她不曾受到广博的教育，但她却熟知并热爱着家乡的民歌和歌颂圣人的赞美诗，还有那动听的民谣和摇篮曲。有关努奥洛的传说和习俗，她也是了如指掌的。照撒丁岛当地标准来看，黛莱达的家境算是比较富裕的，这使她有条件在家读读意大利文学著作和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但这也是她所能接触到的全部文学了。尽管如此，这位少女却表现出了对于文学的极大兴趣，她十三岁就创作了具有荒诞风格的悲情短篇小说《撒丁岛的血》（1888年），并成功刊载在罗马的一份报纸上。然而努奥洛的乡亲们却毫不欣赏黛莱达的“出格行为”，他们认为女人的精力只应该放在料理家事上。好在黛莱达并未因此而屈服，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去。1892年出版了《撒丁岛之花》，1896年《邪恶之路》公之于众，1900年的《山中老人》、1903年的《艾利亚斯．波尔图卢》等作品也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令她声名鹊起，从此她被誉为意大利最杰出的年轻女作家之一。
实际上，黛莱达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是她真正意义上深入发掘了撒丁岛。十八世纪中叶，欧洲文坛上掀起了一轮新的文学运动，当时的作家们已经厌倦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创作套路，他们需要些新的思维。他们的运动很快就与另一股势力一拍即合，这股势力与卢梭的一个观点诞生于同一时期，这就是：崇尚不受文明戕害的人的自然状态。由这两股势力形成的新学派着实推动了浪漫主义大潮的进程并为之不断添砖加瓦。这一学派将其最新的奖励颁给了黛莱达的作品。诚然，在对地方风情与农民生活的描写上，光是意大利本土，黛莱达就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前辈，所谓意大利文坛中的“地方主义作家”一派，确有着久负盛名的几位代表作家，如：维尔加（Verga），因其所描绘的西西里岛而著称；福加查罗（Fogazzaro），他曾生动地描写了伦巴第一维内托地区。然而论及对撒丁岛的认识，非黛莱达莫属。她熟知家乡的每个角落，二十五岁时才首次离开故乡努奥洛，鼓起勇气到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市去。在这里她遇见了马德萨尼（Madesani），并于1900年与之结为伉俪。婚后黛莱达与丈夫移居罗马，在那里她整日忙于写作与家事之间。在她刚开始移居罗马后的创作作品中，撒丁岛仍是不二的主题。1908年出版的小说《常春藤》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然而在《常春藤》之后，黛莱达创作中曾有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就开始逐渐减淡，如1925年最新发表的这篇小说《逃往埃及》，当然这部小说也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青睐。现而今黛莱达在艺术创作上显然愈加纯熟，但她仍像当初创作《邪恶之路》和《艾利亚斯·波尔图卢》时的那个自己一样，认真、雄辩、质朴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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