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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28日，我们登上“台山”号内河航船，离开香港前往广州。
     这个时候到广州有两条路线可选：内河航线或者是粤九铁路。铁路线几乎每天都会被炸，日军飞机从停靠在澳门外海某处的航空母舰上飞来作战。但这些攻击几乎没有妨碍交通。大多数投下的炸弹准头都很差。如果道路被击中，一队队的苦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展开作业，数小时里就会把它修复。这条英国所有的内河航船以前竟然从未挨过炸弹。
     这是一个晴朗、酷热、雾气蒙蒙的早晨。我们在舱内吃完早饭，赶忙跑到了甲板上，我们如此急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我们预期中的爆炸性场面。有过旅行经验的香港朋友曾描述过如此场景：那些从空袭中返航的日军飞机，会俯冲下来飞近台山号，耍闹般地将机枪口对准我们的头。也许真的会看到日本战舰和虎门炮台①间的大炮对决。要是能拍到些照片该多好！我们私下里决定一试，尽管我们在餐室里看到的告示对照相机提出了警告：“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错误行为或会遭致某种犯罪活动……”
     一个人第一次作为中立的观察者进入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必定会产生梦一般的不真实感。确实，从一月的伦敦到热带地区二月的香港，这整个漫长旅程也有此种梦的特性——此刻如此单调，如此奇特，又如此美好。我们在香港已相互叮嘱过，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一切将变成真实。但我们没有醒过来；只是那个梦已改变。新的梦比旧的梦更令人困惑，更不让人安心，甚至略微有点让人忧虑。到处都是加长餐桌的宴会，以及与著名新闻人物的可笑会面——英国大使，总督，维克多·沙逊爵士②。我们似乎不停地赶来赶去，吃力地套上件无尾礼服，跑着钻进出租车，去赴那些个我们绝对已迟到的约会。而且如梦游者一般，我们总是忧心忡忡——茫然地听着那些教诲或忠告，而我们知道，还算好，这些内容我们在早晨起来时再也不会记起来。也有提醒；有些提醒之荒诞如同噩梦：“不要和一群中国人打交道，不然会感染斑疹伤寒”，“千万不要单独一人出去散步，不然他们会把你当间谍给杀了。”
     此刻，“台山号”驶出了港口，朝着一块巨大礁石开去，那刷了白石灰的礁石标出了进入西河河口的航道，我们再次努力振作精神，意欲摆脱那梦魇。“嘿，”奥登说，“我们到了。现在它就要开始了。”
     我们到了，稳稳地驶进了这个宽阔的有些让人昏眩的河流入口，驶离了那些宴会餐桌，驶离了美国电影，驶离了这座严加守护的英属岛屿上的女王塑像，一路西行进入了危险而不可预知的战时中国。现在——无论是什么——一切已箭在弦上。这可不是梦，也不是小孩玩的印弟安人游戏。我们是成熟的战地记者，正要开始履行我们现场报道的职责，即使是业余性质的。然而，有那么一阵儿，我能体会到一种不负责任的在校学童般的兴奋感。我们急切地察看着河岸两边，半是忐忑地期待着在那儿看到敌人密布的刺刀。
     ① 虎门炮台：原文Bocca Tigris Forts,是虎门炮台的葡语名称。
     ② 维克多·沙逊爵士英籍犹太富商1920年代，维克多·沙逊将经营重点从印度转移至上海。到日本占领前，他长期住在上海。他在上海大规模投资于房地产业，兴建了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今和平饭店）、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都城大楼、汉弥尔顿大楼等一批高层建筑，以及伊扶司乡村别墅、仙乐斯舞厅等。香港的沙宣道得名于维克多·沙逊。
     “看！一艘日本炮艇！”
     它就在那儿，极其安静地锚泊在我们的航道上。我们的船贴着它驶过。当水兵们在甲板上走动，或者擦拭着火炮瞄准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在他们那个极其狭小的钢铁岛屿上，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几近凄楚可怜。他们在仇恨中自我隔离，如同罹患了致命传染病的患者般被摒弃于世，如此地孤立，与河流的平静健康，与天空的单纯明朗全然格格不入。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邪恶怪物。他们全神贯注于手头工作，几乎不看我们一眼——这似乎是最为奇怪最为反常之事。我想，这就是战争吧：两艘船交错而过，没人会招手致意。
     河道变窄了。已到了虎门炮台。炮台坐落在在绿树掩映的岛屿上，沿着肥沃的海滩铺展延伸，跃出了泛着金色光芒的浅浅海面，这个百年战役的遗迹看来如此荒凉、无辜而美丽。很难相信它们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且事实上已给予日本舰队以相当大的打击。炮台后面，在河道中间，屹立着一座形如乌龟游泳般的无名小山。水手们开始探测水深。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对我们说内河航船有时会在此搁浅。谈话间，他偶然提到他在班乃岛①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故。我们很是激动，瞪大了眼睛，指望他继续说出下文。但他流露出厌烦和疲倦之色——一一来是想念家乡，二来对中国和战争已不胜其烦。他这是最后一次去广州。如果所报导的一个真实事件在两周里还不消停，他说他会想尽办法调回美国本部去。我们走开了，不希望再去搅扰他，与他保持了合乎礼貌的距离，敬而远之地看着他。一个心灰意冷的记者纯然是拜伦式的人物，我们现代世界里不切实际的哈姆雷特。
     天气很热。当我们接近广州时，沿途风景让我们想起了塞文河谷②——处处遍植柳树和果树。一个坐落在石墙围绕的花园里的农宅，有如一处被抵押的英国庄园般，散发着忧伤与魅力。一条条大平底帆船从我们身边经过。它们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帆船很相似，尾舵高耸出水面，雕刻着华丽的装饰纹样，头重脚轻。船上危险地拥挤了好多乘客，显然是在返航途中。连一艘涂成绿色的小炮艇似乎也别具中国风格，它有一个细长而古雅别致的烟囱——不象一艘战舰却更象一条奇异的水甲虫。一艘英国轮船的甲板上，一个穿着白帆布裤子的男子正用一根高尔夫球棒练习驾驶。沿岸开始出现了成片的货栈仓库。很多仓库的屋顶刷着英国国旗，纳粹十字，或星条旗。我们想象出一幅很滑稽的画面：一个认真勤恳的日本侦察员从一架轰炸机上困惑地俯看着底下茫茫一片的中立国旗帜，最后偶然发现一块小小的毫无防卫的中国补丁：“你觉不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扔一小颗下去，就往那儿·”
     不远处，广州出现在视野里，最先出现的是她那两栋半高的摩天大楼。接近栈桥的河港里，糜集着汽艇、舢板和小船，吱吱嘎嘎地挤撞在一起，显然陷入了一场无望的交通堵塞。我们的轮船颇有耐心地穿梭其间，驶向了岸边。那些舢板往往由一家男女老少驾驶，要么用篙撑，要么快速地划着桨，每条船都去往不同方向，一路叫嚷不停。不知怎地，我们就挤到了跳板上，然后穿过码头周围那些警察、海关官员、旅行者、挑夫和看热闹的人，来到了早已等候着的汽车跟前，英国总领事周到备至地特意派了车来接我们。
     英国领事馆坐落在外国租界，座落在沙面的一个江心洲上。仅只一次，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由想起了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的种种糟糕恐怖来——英国人显示出了某些良好品位。沙面很讨人喜欢：屋宅比例恰当，毫不招摇，有大而通风的走廊和阳台，还有一条遍植草坪和树木的宽阔的中央大道。你走过一个狭小的用沙包堆起的渡桥，来到了岛上；这里守
     ① 班乃岛为菲律宾米沙鄢群岛的西部大岛，位于内格罗斯岛的西北部。
     ② 英国中西部塞文河沿岸乡村地区。
     卫严密，因为外国人担心，万一发生了大规模空袭或者日军进攻，中国人惊惶之下会跑进租界来。英国和美国的炮艇沿着外面的滩岸停泊着。水兵们在踢足球——他们多毛，皮肤泛红，臀部壮硕，在瘦削细腰的广州观众看来，定然是些凶暴而粗野的巨人，若与本地人无力如花朵般的站姿以及羞怯开朗的笑容相比的话。
     我们要在河流下游半英里外的一个叫白鹤洞①的村子里暂住。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那儿建起了一个定居点。漫步在整齐的步道上，穿过运动场、学校大楼和别墅花园，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故乡伦敦某处令人心旷神怡的郊外。在一间雅致宜人的郊区住宅般的客厅里，我们的传教士男女主人给我们端来了茶饮。你们一路旅行顺利·是的，谢谢，非常顺利。海关有何不便之处·哦，是的，很倒霉：奥登为他的相机不得不付了三十块大洋的关税。哦，多讨厌啊；但你们可以领回这笔钱。广州往年这时节总这么热么·不，不是这样。五年前，天可是冷得够呛。
     河对岸的远处，不断传来模糊而沉闷的的砰砰声；不是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然后变成了微弱而清晰的哀鸣，就象一只蚊子在暗头里飞到你脸上时发出的嗡嗡声。这可不是什么蚊子。砰砰声愈来愈频密。我环顾四下里的其它人等。是不是有可能他们都没注意到·我清清喉咙，尽量保持平常谈话的声调：“这是不是一次空袭啊·”
     我们的女主人从茶盘边抬起眼来，笑着：“是的，我想是空袭。它们在这个时候飞过来了啊，多数是在下午……你要加糖和奶么·”
     是的，我都要；外加一块家乡风味的葡萄蛋糕，来掩饰我欠缺教养的激动。奥登那么怡然安静地坐在那里，在争论着教团运动②。他去过西班牙。我的眼睛移向这个迷人的房间，看着这些茶杯，盛着烤饼的盘碟，收藏有切斯特顿③散文和吉卜林诗歌的书架，镶在像框里的牛津大学的照片。我的大脑试图将这些形象与外部的声响联系起来；作着动力俯冲的轰炸机的哀鸣，远方轰炸炸的隆隆声。我对自己说，我理解了，这些声响，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单一而完整的场景的一个部分。快醒过来。这一切非常真实。而在那一刻，我真的醒过来了。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已来到了中国。
     “它们飞走了。”我们的女主人对我说。她那和蔼亲切的神态，象是在安抚一个被电闪雷鸣的暴风雨吓得有点紧张兮兮的孩子。“它们从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喝完茶，她和我一同去散步。天色已经开始变黑了。我们爬上了村后的一座小山，眺望着广州流域。我们的脚下，绵延伸展着一个巨大的城市，暮色中，围绕着她的是神秘的郁郁葱葱的广东平原。沿着地平线，低矮的山峦升起了帽子般的小小峰顶。这是有如《艾丽丝镜中奇缘》④般的风景。你在此地可以来一次刘易斯·卡罗尔式的徒步旅行，与那些从事着最①白鹤洞：广州市荔湾区下辖的一个街道（旧属芳村区），位于荔湾区南部（广州市西南部）。
     ②亦称为牛津教团，由美国传教士弗兰克·布奇曼建立的一个基督教组织，提出了“道德重整运动”， 在1930年代曾盛极一时；反对无神论信仰，持保守政治立场；对于西班牙内战，倾向于支持弗朗哥的独裁政权，排斥左翼力量；对于崛起的纳粹势力，该教团采取的右翼立场被认为助长了英国推行的绥靖政策，引起颇多争议。奥登与传教士们辩论的应是这个教团的政治立场。
     ③ 切斯特顿，英国作家、诗人。其写作活动涉及小说、评论、神学研究、随笔等各个领域，同时还是新闻界的著名撰稿人。
     ④ 《艾丽丝镜中奇缘》：英国作家、诗人、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继《艾丽丝漫游奇境》后的第二部童话。
     奇怪工作的最陌生的人们来次不期而遇——两个老人正试图将一只老鼠放进一个瓶子里，一个女人正用一个漏勺灌着水。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举动，当你去询问他们的目的，必定非常地实用和理智。人们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没有绝好的理由绝不会去做任何事。
     步行回家时，我们的女主人谈起了白鹤洞当地神学院的学生。她说，在中国教授基督教神学可是个难题（我们从其它很多传教人士那里一再重复地听到）。吸引中国学生来到西方教会学校的动机很可能多种多样。在物质方面，他收获很多：欧洲语言的知识，西学方法的入门，一份好职业的可能性。自从蒋介石皈依①以来，基督教在政治上成为时髦，而且很可能今后会变得更受欢迎，假若现政府能挺过这场战争的话。
     而且，即使假定这个学生的目的意图极其认真，他也会发现基督教很难消化。中国人的思想天生不会被神秘事物吸引。它关注的是实用伦理。它要求的是达成良善生活的七德行②。它对现世的兴趣程度远远超过对来世可能性的兴趣。于是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多么快就掌握了神学的思辩技巧，不管他们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有多聪明——在今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倒退退到哲学上的异教信仰。
     我们的女主人对广州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的态度很是失望。开战前，他们曾带头发起了抗日宣传，并要求诉诸武力。可眼下，他们中很少人会想要跳入战壕。“这场战争”，他们会说，“是一场苦力们的战争。我们的职责是为今后所需的重建工作进行自我教育。”不过，从学生的角度而言确实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中国牺牲不起她那相对来说人数还很少的知识阶层。必须记住的是，对于广州人来说，这地面战争发生在数百英里远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居民所说的方言他们甚至都听不懂。
     第二天，我们被各种混杂的声响给吵醒了——清晨空袭的遥远的爆炸声，我们的主人在隔壁小礼拜堂里的风琴演奏声。吃过早饭，我们立马坐上汽艇到城里去。因为要正式拜会市长曾养甫③先生，总领事把他的车借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进行专业采访，我们急切地希望不要丢自己的脸。引擎罩上，英国国旗猎猎飘扬，我们坐在领事馆司机后面，骄傲却又有点紧张，对于该问些什么问题仍有点疑惑。街道在两边快速掠过，有些很西化，有些十足中国特色，全都挂着长长的字号旗幡，金色的，猩红的，白色的，旗幡让这个国家的每个市镇看上去永远在过节一样。人是如此地多；每条路上都挤满了行人、黄包车和马车。我们没看到多少空袭损毁的迹象。几个月来，包括现在，日本人并没有在市中心投弹——只攻击铁路、机场和郊区。很多大宾馆的门口都垒起了沙包。
     市长官邸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由挎着自动手枪的侍卫们担任警卫。哨兵对我们试探性
     ①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去上海，由美国牧师江长川主持，在西摩路宋家教堂里举行了洗礼仪式，正式加入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后改称卫理公会）。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与美龄的联姻。宋的家族是基督教世家，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其母倪桂珍和兄弟姐妹都是基督教徒。据说宋母允许蒋宋联姻的前提条件，就是蒋成为基督教徒。
     ② 此处衣修伍德从传教士那里听到的可能是一种比拟；天主教曾列出了与七宗罪对应的七德行：谦卑，温纯，善施，贞洁，适度，热心及慷概。但当时倡导的孔孟""四维""（礼义廉耻）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新生活运动公布的条例中并没有这个七条规定。
     ③  曾养甫：1936至1938年任广州特别市市长、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兼广东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以后历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微笑报以面无表情的瞪视，带着年轻军人特有的耀武扬威的愚蠢。如同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大多数士兵一样，他们看去大约十五岁左右。
     曾养甫先生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我们。他穿了件简单合身的政府官员蓝制
     服，没有那种类似英国司机行头的徽章或金色穗带。他光滑的圆脸似乎不时因夸张的咧嘴大笑而扭曲；象被切掉一小片的西瓜。对我们而言已没有必要去采访他了：他自说自话，从头至尾笑声不断：
     “我们不向和日本对着干。日本人却向找我们茬！哈哈哈！日本恨愚蠢。首先它向成为第三大国。然后当第二大国。然后当第一大国。日本是工业国，你知道。假如我们去日本，认几颗炸弹，嚯嚯，轰一声！我向，这对日本是不是恨糟糕·日本人到中国来。中国是个农业国。日本人认炸弹，嚯嚯，轰一声！只会把土地犁开，让中国人种田更方便！当然有恨多人死了。恨残酷。但我们还有更多人，是不是·哈，哈哈哈！”①
     这当口，我们被震耳欲聋的空袭警报声打断了。警报器就在窗外。曾先生变得几近不可理解地逗趣搞笑：“你们看到了·日本人在我们头顶认炸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抽我们的烟。我们可不怕！我们来喝点茶！”
     但这一次，空袭根本没有影响到广州。我们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曾很希望一睹市长的豪华防空洞的风采，这防空洞据说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大奇观。奥登拍了些照片，曾先生为此颇好说话地摆好了姿势；我们躬身而退，离开了房间。
     我们都很喜欢曾先生。如果这是中国针对日本人的典型姿态的话，对西方来说——连同它那些乏味的仇恨赞美诗，那些“弑婴凶手”、“匈奴人”、“没人性的恶魔”的尖叫声——它当然也是个实例。这种轻蔑不屑而又温良敦厚的逗趣，我们一致同意，确乎是一个富有教养且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其宣传中去打击一个残忍自负之敌的应有调子。曾先生那种幽默，若加以适当的运用，将为中国赢得许多海外朋友。
     那天晚上的宴会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一位中国上校和他的妻子。上校是个有点高深莫测的人物。他健谈的举止和流利的美式英语，和东方传统的沉默寡言一样，可能隐藏了很多秘密：“您这儿很不错，牧师。很简朴但很不错……恕我冒昧，您那个柜子花了多少钱·”他完全乐意谈及任何话题——中国的音乐，战争，他的妻子。他们在两岁时就订了婚；因为他们各自的父亲本是至交好友，并希望以此让他们的友情长久留存。从童年起，上校就没见过他的未婚妻，直等到他十六岁。他从俄国回来之后，他们马上就成婚了。“那么你们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合吧·”宴会中的一位女士问道，非常欠缺英国人的得体。我们的女主人连忙插进话来：“可你是多么幸运，上校，”。上校欠身道：“承蒙赞许了。夫人。”
     接着他告诉我们，广州现在已经有了战力颇强的歼击机群。在过去两周里，已有十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任何人只要能打下一架飞机，政府都会提供一笔赏金；结果，对空防御成了本地的一项体育运动，如同射鸭游戏。当有飞机飞过，每个人都连续射击——连农夫在田里也扛起了老式前膛枪。一个日本飞行员一不小心飞得很低，被一门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土炮轰了个稀巴烂。另一回，当两架日本飞机正要迫降时，农民们打了他们一个伏击，甚至差点就成功缴获了其中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如果第三架飞机没有俯冲下来，用一颗炸弹将它炸
     ① 曾市长的洋迳浜英语显然让他们俩很不适应，黑体部分的英文原文都是错别字，衣修伍德照录不误。
     毁的话。
     晚餐时，上校单枪匹马就把气氛弄得很热乎。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过访伦敦，走过莱
     姆豪斯①时，看见有一张“新到云南上等鸦片”的中文告示，堂而皇之地贴在了门道里，就在巡警的鼻子底下。他对厨艺烹调很是精通，还给我们的女主人演示如何准备烧鱼的前道作料。当然，他向我们保证，你还可以弄个烤狗肉②吃吃。蛇酒对治风湿病很有效。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去他家品尝古法腌制的鸡蛋③。
     上校看来是个有名的歌唱家。饭后，他被人怂恿着，没费多少口舌就欣然从命。他解释说，中国的京剧有很多种不同唱腔，配合不同的固定角色；他开始为我们示范每一种唱腔。浪漫的男主角发出的声音象午夜猫叫，女主角用带有尖细鼻音的假声演唱。强盗很是可怕——音量很小，但其费力程度令卡鲁索④也会汗颜。在我们出神入迷的目光注视下，上校的脸从黄转紫，从紫转黑；他青筋直爆。但就在他喊破了喉咙，似将造成永久性损伤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以一个滑稽的气鼓鼓的姿势对着他那文静的戴着眼镜的妻子：“她那样看着我，”他大声叫着，“我怎么唱得好·”
     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和吴铁城将军（前上海市长，现任广东省行政长官）一同共进午餐。
     吴将军住在城郊一幢舒适却毫不招摇的混凝土别墅里。童先生，将军的秘书，在门厅迎接我们——一个脸带笑意的圆脸男子，他如此温和有礼，让人忍不住想拍拍他脸颊再赏他一块糖果。他告诉我们将军很快就会下楼，并将我们引荐给其它五、六位客人；有英国人，也有中国人。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看似干练的穿着蓝制服的年轻人原来就是珀西·陈⑤，我们停留香港期间曾读过他写的关于当前战争初始阶段的一本书。（其中有个句子让我们特别喜欢：作者提到了马可波罗桥事件⑥——“就在午夜前，演习朝着现实主义发展，双方都动了真枪实弹。”确实，战争的爆发从未被如此机智地描述过吧·
     陈先生的英文说得非常好。他曾是中殿律师公会⑦的大律师，而且在俄罗斯呆过八年时间。确实，如他自己所承认，他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以至他觉得自己在中国几乎是个外国人。他对日本人的战略图谋狠狠嘲弄了一番。他说，在各个不同兵团之间根本就没有协调性：所有师团常常不等命令就擅自向前推进。有关艾登先生⑧的辞职及其对英国远东外交政策的
     ① 莱姆豪斯(伦敦区名,旧时为华人聚居区)
     ② 吃狗肉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③ 老鸡蛋：原文ancient eggs, 不知为何物， 可能是皮蛋。
     ④ 卡鲁索：意大利歌剧演唱家， 被誉为历史上最出色的男高音之一，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声名极盛。
     ⑤ 中文名陈丕士，民国传奇人物陈友仁的长子。陈友仁为特立尼达华侨，从小受英国教育，后回国担任孙文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1926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孙文评价曾说中国只有三个精通英文者：一是辜鸿铭，一是伍朝枢，另一个就是陈友仁。陈丕士随父投身中国，辗转苏俄，后定居香港成为著名大律师；这里提到的书，应是陈丕士当时在香港出版的介绍国内抗战的英文读物。
     ⑥ 即七七事变、芦沟桥事变。芦沟桥在西方被称为马可波罗桥，源起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的旅行记：“这条河上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石桥，它如此之精美，这世上的桥很少可与之匹敌。”
     ⑦ 中殿律师公会：英国四大出庭律师公会，起源可追溯到13世纪，四大公会是：林肯公会，格雷公会（都是以房主的名字命名），中殿公会，内殿公会。
     ⑧ 1933到1955间三任英国外交部长, 并于1955-1957 任英国首相。
     可能影响，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很想知道我们的看法。
     吴将军走进了房间，我们被一一介绍。将军体格结实，穿着宽松棕色军服，健谈而不拘礼节。他藏在厚角质边眼镜后的眼睛很是诚挚，有时露出了困惑之色。他讲话前略为迟疑了
     一下，琢磨着他的措辞，朝所有到场的客人看了一圈，象是在寻求帮助：“这场战争是中国所曾遭受的最大无解。人民失去了家园和工措。但是这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国家。这是中国从战争中得到的一个东西……战后，银行家们会在乡村地区投资。”①
     我们开始步入客厅，一边还在交谈着：看来没什么特别的优先顺序。种种不拘小节，照当时情形看值得称赞，但让我们稍有点失望。奥登和我两个还沉浸在《中国平房》②的传统中。我们甚至预先排练了场景，准备了适当的问候致词和讲话稿。长官应该会说：“莅临寒舍，不胜荣幸。”我们应该回答说：“冒昧登门，实是惶恐之至。”对此，长官若很在行，会回敬一句“若非尊驾到来，岂能令蓬荜生辉。”诸如此类。也许，归根结底来说，吴将军不熟悉欧洲舞台上中国的微妙之处也是件好事，要不然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到餐桌边了。
     第一眼看到中式宴席的一张餐桌根本不会产生与吃有关的想法。那情形更象你坐定下来要参加一个水彩画比赛。那些筷子整齐地摆着，就象是画笔。颜料由那些盛着调料的小碟子代表，红的，绿的，深色的都有。茶碗和它们的盖子，正好可以盛画画时蘸的水。甚至还有某种小块画布，那是用来擦筷子的。
     开饭前，你要用一块热的湿毛巾擦拭手和脸。（这些毛巾也许是中国对于物质享受方法的最出色贡献；无疑它们应该被引进西方。）接着开始上菜。看不出来有什么既定的上菜程序——鱼不一定在汤后面上，肉也不一定在鱼后面上。客人也无法预知一顿饭会吃多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很可能到到最后才上，那时他肚子已撑得很胀，都不会想去尝上一口。冷盘菜自始至终都留在桌上——而这个，也象是在画画；因为用餐者不停地把他们的食物与之混合，来蘸取各种不同组合的味道。
     今天我们尝到了鱼翅汤（世上最美味的汤之一；味道象极了意式浓肉汁菜汤或罗宋汤），龙虾，鸡，米饭和鱼。酒是用类似科恩牌或波尔斯蒸馏器的金属小茶壶斟倒出来的，据说由玫瑰花瓣和玉米制成③。将军体贴地为我们提供了刀和叉，但我们推辞不用。我们在香港已经在用筷子吃饭了，很想多练习练习。在中国，食物掉在桌上也不是什么社交上的出糗。当一道新菜上来，主人用他的筷子对着菜做了个手势，犹如骑兵司令挥起军刀指着敌方阵地，喝令开始进攻。这番忙乱，如此不拘礼节却如此小心谨慎的客气，实在是在中国吃饭的最大妙处。甚至连最专业的食客也免不了会手忙脚乱一番。一位英国客人为我示范如何夹起一块炸虾馅饼，一脱手掉到了地毯上，童先生一番话马上让他从一脸尴尬中解脱了出来：“哦，那只虾一定是活的！”
     在玫瑰花瓣金酒后喝的是温热的深色米酒。长官对着我们举起酒杯：“欢迎来中国！”农业厅长正好坐在奥登旁边，开始谈论起大米问题。战前，广东省的大米大多从外省进口。①吴铁城的这段发言，显然将misconception（误解） 说成了disconception（没有这个词语，故中文翻
     为谐音的“无解”）,将work（工作）说成了walk（翻为谐音“工措”）。
     ②《中国平房》，是1930年阿瑟·巴恩斯和J.B. 威廉姆斯拍摄的一部戏剧电影。
     ③ 此种玫瑰花瓣金酒，名为“玫瑰露酒”，山东平阴所出；在1909年和1911年，曾在莱比锡、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分获金奖和银奖。下面深色米酒应是黄酒。
     现在供应有些短缺不足，因为那些地区已被日本占领。政府于是就鼓励广东人食用甘薯作为替代。它还发行了一本战时食谱，详细解释了用手头可以弄到的食材可以做些什么。已经设定了几个纪念日，那几天大米禁止食用。起初，这些纪念日用来纪念中日争端中某几个重要
     的日子——从日本入侵满洲里开始；但长官觉得这些时间太难记了。现在大米禁食条令只是每月五号生效。为了防止脚气病①的蔓延，精碾白米已全部禁止销售。
     长官和厅长都对乡村教育很感兴趣。吴将军说，乡村学校不是用来培养那些一门心思想住到城里去的学生；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勤奋劳作、自耕自足的农民。奥登在那天早上的一张地方报纸上读到了农民闹事抵制农机站的报道，他想知道，总体而言，农民们是否对科学耕作方法的引入感到愤怒。长官对此予以否认：“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接受我们，我们必须走到他们中间去。”
     有人提到了希特勒的国会演讲。“我认为德国很愚蠢。”将军说，“它认为日本是为了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日本不开战，中国会变成共产主义。但是德国错了。中国不会演变成共产主义；可如果战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才会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有四亿人，日本只有一亿；但日本的共产主义煽动分子要比整个中国还多。”
     “所以您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可能·”奥登问道。
     “中国，农业社会。我有一千亩地。我有十个儿子，他们各自只有一百亩地。在中国没有什么大地主。每个中国人都一定要有座房子，他必须要娶妻生子；如此他才能取信于社会。”
     此时吴将军的谈话被一个侍从打断了，他带来消息说日本人在轰炸铁路线，就在广东和新界之间的边境线附近。他评论说:“日本人的思想很可笑。它不发动战争也可以得到一切，但它就是要制造战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大不列颠，”他突然求助于我们：“她会不会制止这场战争·”
     是的，我们一致认为，她有能力制止战争。但她愿意这么做么·哦……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然后，将军很得体地表示午餐已结束。
     接下来两天，我们多半买买东西，在城里闲逛。我们俩谁都不讨厌在街上乱走：有那么多东西可看。那些看上去象是理发店或药房的寻常店铺，橱窗里陈列着鹿角（可治疗阳痿）和装在玻璃瓶里的怪异扭曲的树根，那树根有点象曼德拉草②。还有奇形怪状的英文广告招贴：“新生活汽车”，“街头露宿者协会”“血液保护公司”。餐馆也很吸引人。奥登惊恐地盯着可食用蟑螂看，我看着装着活蛇的那些桶。我就说，如果不得不去吃蛇，我想我真会变疯掉的。奥登决定一有可能机会就要想法骗我吃吃看。
     ① 一种由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疾病，会引起体重下降，精神萎靡，感官功能衰退，体虚，间歇性心律失常；尤其食用精碾白米，而缺乏肉类、豆类时。英语中脚气病是Beriberi一词，由僧伽罗语引用过来，在僧伽罗语中是“不能不能”的意思，指为病重得不能做任何事；显然，脚气病的肇因并不是因为食用精白米，而是营养摄入缺乏所致。当时政府以此为由控制大米消费。
     ② 曼德拉草：一年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含有多种有毒性的致幻剂。在古代，曼德拉草被巫师和祭司们用作通灵药物的成分。也作为催情药广泛使用，有时也用于麻醉和止痛。
     穿着轻便宽松裤的当地人在我们身边挤来挤去，——一个矮小、快乐而优雅的民族，有着惊人的自然之美。时髦点的女孩子们将她们的头发烫成了卷波浪，可是，这发型并不适合
     她们。有些年龄很小的孩子穿着杏红色的短褂和彩条骑师帽；他们光赤赤的屁股蛋，就露在开裆短裤外边，沾满了路上的污泥。我们注意到有些孩子的脸上扑了粉底和腮红；我们得知，在小孩过生日时，有时就会这样打扮。
     在我们主人的建议下，我们买了带蚊帐的行军床，它可以整齐折叠起来放进帆布包里。另一个大包可以放寝具，以后，看我们的需要，也可以用来放必备衣物。这些行军床事后证明是非常之宝贵。（现在这会儿，它们正装点了纽约某处的一家廉价旅馆）。
     我们也各自制作了名片，中英文的。没有名片的话，在中国旅行会极其困难。香港一个朋友为我们取了音译的中文名——“奥当”和“易萧无”①。我们在广州把名片印了出来。
     最后一晚，我们被停靠沙面的一艘英国炮艇的舰长请去吃饭。船长很喜欢花卉；他那间很小的舱室里摆满了鲜花，没几个平方的甲板上也放着盆载橘树，紧挨着火炮。你们可得小心点儿，他告诉我们，若在广州市场上买花的话；花簇经常绑着铁丝，根部也是这样。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人欠缺诚实。
     炮艇在和平时期的主要职责，是保护英属船只不受海盗侵扰。这些炮艇是平底船，吃水只有五英尺，因此可以一路开进内河。它们可以达到十四海里的时速；但这个速度并不可取，因为这样会冲跨岸堤，炮艇很可能会招致愤怒万分的农民的报复性枪击。这些船在英格兰建造完毕，而它们开往东方的旅程可有些惊险；若在海上碰到风暴雨，它们只能被拖引着，所有舱口全都封闭；若天气良好，它们就用自己的蒸汽动力行进。
     这顿饭很棒，有鱼子酱和法国红酒。我们得以领略了一种孤独、拘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很想知道美国或法国的海军军官会如何对待舰长——相比他那富有教养的伯蒂·伍斯特②的拖声拖调，他显得更加难以琢磨，也更机智。（“狩猎季节开始时我们满载而归。我们抓了五个海盗；其中两个是在水里。”）我们起身告辞时，炮艇专雇的小舢板将我们划到了岸边。它的主人，一位老妇人，用足球队员和英国船员的照片装饰了船的蓬顶。
     次日，三月四日，我们准备坐火车离开广州前往汉口。列车预定在下午六点开出。下午我们早早就去英国领事馆辞行。领事不是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们，铁路线昨天遭到了猛烈轰炸，让日本人给切断了。火车无论怎么也要开上五到七天时间；你们甚至可能会被赶出车厢，不得不在偏僻的外省村庄里过夜。一位刚从汉口回到这里的女士信誓旦旦地对他说，给她一万英镑，她也不愿意再跑一趟。“当然”，领事补上一句，挤出了笑意，“我不是想让你们泄气。”
     我们申明说我们并没有泄气——空袭会有助于打发时间，而在稻田里过上一夜也①可能按照他们两人英文名的发音取了中文名。但要考证出他俩用了什么中文名有些难度，这里
     按照译者参详，替他们再取了一次名。
     ②英国小说家沃德豪斯的《吉夫斯》系列小说中，此人是个无所不知、处事周全的男管家。
     不失为极好的新闻素材。尽管如此，当我们到达广州车站时，我开始紧张地望向天空。这是一个温暖无风的傍晚——对日本人来说是个绝佳天气。
     沿着铁道附近的公路，数百个苦力恭顺地蹲坐在尘土里：这些人似乎压根儿都没想过要站到月台上去。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当每个所谓的重要人物都已上了车，他们才被允许爬过栅栏，象打仗般拼命跑向还剩下些位置的牲口车厢。他们中很多人显然只得留在原地。很可能会有几个人挤折了胳膊或腿。
     车站建筑物很小，年久失修，挤满了士兵。它的味道真的很难闻。一群穿着漂亮的黑色镶银制服的警官微笑着拦住我们盘问。但他们不想看我们的车票，也不检查我们的护照；他们只是问我们两个各要了一张名片。有人后来告诉我们，搜集名片是警官才有的便利特权；他们喜欢拿回家给老婆看，好吹嘘他们见了多有趣的人物。
     多亏了吴长官的影响力，为我们预留了这班列车上最好的座位：头等车厢里的一个双卧铺单独包间。这节车厢大概是这列长得惊人的火车唯一一节其车顶涂了伪装迷彩的车厢：我们寻思着这假定的隐身术从空中看是有利还是不利。或许，车站官员们也很紧张；因为我们的出发时间非常准时。当我们慢慢驶离月台，士兵和警察立正敬礼。其中一位乘客——一个面色苍白的镇定沉着的年轻人，长着惠比特犬一样的长鼻子和突出的下唇——默默地鞠躬致意；他显然是一个政府要员。整个感受稍微有点不吉利——就象从炮架上观看你自己的军人葬礼一样。
     我们的火车悠然喷着白烟，穿过郊区，驶进了开阔的乡村。在旅程的这个阶段，我祈祷司机一路小心；领事说起过那些传言，那些遭到轰炸的桥梁马马乎乎地就用竹桩修补了事，这令我更加紧张。此外，如果日本飞机飞过来，你可以毫无危险地从车窗跳出去。我们站在通道里，和一个中国银行董事交上了朋友，他向我们保证说一切都会顺利，我们将在两天三夜后抵达汉口。这令我们相当振奋。
     事实上我们只看到过一次空袭的迹象，在天黑不久后停靠的一个小车站。一颗炸弹刚好落在铁轨旁；候车室的残墙断瓦散落在弹坑四周。若还有其它这样的废墟，在我们上床睡觉后，我们必定已与它们擦身而过。一路停了好多次车，漫长的等待。我们在夜里的行进速度要比在白天慢得多。
     这列火车上没有餐厅，但乘务员提供了很多食物。甚至还有一份特别的欧式菜单。试过一次后，我们就敬谢不敏，因为太难吃了——直到吃厌了中国菜以后，我们才又回头吃了几顿。不管怎样，我们都不是特别的饿。
     早饭时我们停在了广东、湖南省界附近的一个山区车站。一座笼罩在薄雾中的巨大悬崖，高耸在在铁轨上空。农民们拎着篮子里的水果来叫卖——看上去象是小橘子。我们无视香港朋友的提醒，连皮带肉一起吃了下去。
     整个白天，我们的列车沐浴在烈日下，隆隆地驶过湘南富饶的红土山谷。迷人的小山村紧挨成一片，灰色和白色的村屋簇拥环绕着那些正方形的哨楼，哨楼很象英国乡村教堂的尖塔。杂树林里有残破的房屋，围着树干垒起了干草堆。水稻田顺着山坡向上延伸，梯田叠梯田，如锈迹斑驳的镜子般映照着天空。到处都有大批苦力在铁轨上干活。当我们驶过时，他们中的一个用力拉下他朋友的裤子，咧嘴笑着，向整列火车展示其间的奥秘。
     乘务员们在通道里来回穿梭不停，送来了热毛巾、米饭和茶水。旅行时间越长，茶也越来越难喝，鱼腥味儿越来越重。通道里的两个武装卫兵——其中一个肯定不超过十二岁——朝我们的包厢里偷看着，看着两个外国鬼佬为诡秘的笑话叫着笑着，用刺耳的假声唱着歌，还坐在椅子里颇有节奏地晃前晃后，相互大声地读着深红色封面的书。那晃荡是我们发明的一种锻炼，徒劳无用地折腾，为了避免生痔疮。那些书是《弗拉姆牧师宅第》①和《盖·曼纳令》②。都不是什么成功之作。我们赞赏司各特娓娓道来的叙事技巧; 特罗洛普我们觉得很沉闷。他似乎只对金钱，以及在支票本上签上你大名的可怕后果抱有兴趣。上车第二天中午我们就把这两本书都看完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读，我们的嗓子嘶哑得再也唱不了歌。旅行不再好玩了。
     等过了长沙，天气转阴，而且冷多了。车站里的农民都围着头巾，犹如伦勃郎圣经组画③中的人物。士兵们背着他们的沉重装备吃力地走过，耐心地撑着纸伞。我们看到了大雨滂沱中的洞庭湖（多奇怪，想起在伦敦时，不过三个月前，我曾手指地图上的这个地方，疑惑地自问：“我们是不是该跑那么远一直到这里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到了武昌。昨天夜里降温了，我们蹒跚地走出车站，迎来了一场强劲的暴风雪。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铺石台阶结了冰，走着溜滑溜滑的。苦力们一个劲地推挤着我们，他们的长相让人反感，鼻涕拉搭的，粗野而委琐，那是寄身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面容。奥登的纸伞被狂风吹断了；它在奥登的脑袋边卷成一团，就象顶奇形怪状的帽子。我们一路打着滑，咒骂着，挤进了渡轮的船舱，这里挤得让人站着都无法动弹，周围簇拥着草篮子、步枪、士兵、农民和箱包。这可不是为传染病或虱子大惊小怪的时候。远处的岸边，汉口的建筑物在低垂雨云的衬托下，如此森然阴郁矗立着；在我们面前，扬子江翻滚的浊浪与狂风暴雪竞相肆虐。我们仿佛已来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之境。
     ①《弗拉姆牧师宅第》：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的系列小说《巴塞特郡》中的一部；
     ②《盖·曼纳令》：司各特匿名出版于1815年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