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秀，职业作家、美国南加州大学（UCLA）访问学者、央视“成长在线”特邀专家，为了写作本书，作者遍访现居北京、上海、青岛、台湾、美国等地的台湾老兵，行程万里，一线专访，真实纪录了台湾老兵半个世纪以来惊天泣地的人生遭遇。

　　1949年，近两百万人随国民党涌进台湾，那一年，共产党在北京建立新政权，而国民党则痛呼大陆沦陷。在迁往台湾的两百万人中，有近一半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国军官兵，他们不曾想到这一去便是几十年的岁月沧桑，几十年的背井离乡。
　　他们在台湾生活得如何，他们是否思念故乡？
　　百万漂泊的灵魂，同时在大陆留下百万破碎的家庭……如今，几十年过去，他们自己，他们的后代、亲人——他们对台湾和内地，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和期许……

　　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当时我已经40岁，家里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
　　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兵。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那时候庄稼也都荒了，山上也没什么吃的，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喝山沟里的水，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
　　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都被送上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整天靠吃烂菜叶充饥，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
　　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
　　我老伴带着四个孩子像塌了天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里没有收成，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家里少了我这个顶梁柱，那日子就根本不知道咋往下过。
　　我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
　　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糊涂比清醒着好，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心里就针扎般地痛，我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手脚不利索，不肯要我。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下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
　　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每天擦擦、洗洗，扫扫院子，干一些清洁的活儿，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怎样了。
　　十几年来音信全无，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能不能还在等着我回来，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不知道儿子的死活，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
　　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那时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想到自己来日无多，再拖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毕竟我曾经是有家有儿女的人啊，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这样的念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教堂里平静的日子。
　　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把自己交给“上帝”，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而在教堂做礼拜时，则成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
　　由于个性内向，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并且，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
　　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的特别严，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有时会被抓去坐牢。
　　所以，大家伙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因为我在教堂里做工友多年，老实本份是出了名的，老兵们都知道我这把年纪，不用说也是被想家的苦痛折磨了这么多年。
　　我当时一听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
　　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
　　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现在想必也长成了大小伙子。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我心里就愧疚的受不了。
　　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一天三盒烟都不够，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要不心里就发慌，就没着没落的。
　　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是在糟践自己，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上帝说人都是有灵魂的，我想也许死了的人魂可以飘回家去，那我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鬼魂，也不要这样受生死别离的煎熬。
　　当时我真是这样想的。
　　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已年逾古稀的周云亭老人讲话一直是比较平淡、缓和。
　　我懂得那些饱经风霜的心灵，有一种淡漠，不是因为麻木，而是因为承受。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流离失所中，周云亭老人所遭受的打击可能远远超出了他的叙述。因为曾经百般无奈地独自承受这一切，所以，他对往事会有一种坦然。
　　但那绝不是一种忘记。
　　尤其是他说到自己在当时甚至想到生不如死时，我发现他深深陷下去的眼眶里转动着的浊泪……
　　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我过了75岁的生日，又过了76岁的生日。
　　77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要不是教堂里的教友纷纷凑钱把我送进医院，恐怕我也活不到现在。
　　年岁一天天大了，身体又垮下来，出院以后，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
　　教堂是慈善机构，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他们也不忍心把我赶到大街上去，只得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
　　那时候说实在的我是在躺着等上帝来带我走。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我就闭上眼睛，默默地跟着唱，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它在空中飘呀飘，很快便过了台湾海峡，可是家在哪儿，我找不到，因为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
　　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毕竟我是到家了，我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
　　就这样那些天我几乎都吃不下东西了，我知道我在放任自己求生的欲望，一心想随上帝的召唤而去。这时候，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
　　她说：“周兄弟，你要振作起来，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毕竟活着才能做你想做的一切。”
　　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个修女，因为我们那个教堂很大，几百个修女我不可能都熟悉。
　　可她们却几乎人人都认识我。因为，有的修女从她们一进教堂，我就在做工友，直到几十年后，她们也老了，我还没有离开教堂。
　　时间长了，有的修女便知道了我的身世。
　　当她们知道我40岁离家，70多岁了还从来不知道家里的音信时，这些心地善良的修女总要忍不住地一边在胸前划十字，一边为我祈祷。
　　自从我病倒以后，修女们不断结伴来看我，我知道她们是出于怜悯和同情，看到我一天天颓废下去，终于，有个修女站了出来，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至少让家里的人知道我还活着。
　　这个修女的主意让我打起了好好活下来的精神，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吃药，我想也许真的有上帝被感动的那一天，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
　　1986年的春天，就在我刚刚能够下床扶着教堂的栅栏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那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她悄悄地对我说：
　　“恭喜你，周兄弟，你家里来信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
　　这封将近40年才接到的家书，让周云亭老人几乎枯死的心又骤起波澜。
　　自从讲述开始，一直不断地抽烟却没有喝一口水的他，把手伸向了茶杯，哆哆嗦嗦中但他其实根本不像是要喝水的样子，他把茶杯放在嘴边，实际上是想掩饰因为强忍泪水而瘪进去的嘴唇。
　　几颗大而混浊的泪珠悄无声息地滴进了茶碗里。
　　好一段时间，老人才又重新恢复平静。
　　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几乎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没有再扶那些栅栏，几步便走回了教堂后面——我栖身的木板房。
　　跨进房门，我什么都没想，“扑腾”便跪下朝着老天磕了三个响头，我想这都是上帝的仁慈，老天的怜悯，才让我这个几乎要死的人终于等到了家里的信儿。
　　把那封家书紧紧地贴在胸口，仿佛搂着我那些孩子们。
　　12岁的女儿，9岁、3岁的儿子，还有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小不点儿，我走时他还在他娘的怀里吃奶，如今，都该娶媳妇了。
　　虽说那会儿我们也很穷，我自己种着几亩薄地，勉强能够养家糊口。
　　可那时我们毕竟是个家啊，孩子吵大人闹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谁成想我会一下子被带到台湾，直熬到头发都白了仍是回家无门。
　　那天晚上，是那个修女戴着老花镜，一句一句地给我念的家信，高兴的地方她会给我重复好几遍，可让我难过的地方她就停下来，看看我的脸，才慢慢地念给我听。
　　修女走了，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逐字逐句地回忆信的内容。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一声沉过一声像是敲在我的心上，听到这凄凉的钟声，我再也控制不住，竟放声痛哭起来。
　　我哭我那老伴40年来一直守活寡似的撑着那个塌了天似的家，哭我年老的双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
　　最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走后不久……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哪儿去为危在旦夕的孩子求医讨药。
　　我跪在床前，为我两个死去的孩子默默祈祷了很久，我希望以此来忏悔，来请求孩子们的原谅，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可这一切又岂是我能够选择的。
　　知道了家里的消息，我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
　　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几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我沮丧极了。
　　几十年来，靠我在教堂里做工友的这点收入，我除了自己能吃饱饭，又何曾有过几文钱的积蓄。
　　而且，我们这些老兵在发现回家无望之后，大多数都是过着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根本想不到要为将来打算。
　　面对家人的召唤，我近乡情怯，我不知道出来飘泊了40年仍是一无所有的我，如何踏上归家的路，如何给家里的妻儿老小一个交代。
　　这时我又托那个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
　　信的大致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告诉老伴，我的身体尚好，能够自己行动，也十分想念她和孩子们，只是因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台湾这边控制很严，我一时想不出回家的办法。再者说我几乎没有积蓄，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毕竟，我觉得自己该对家里有些补偿。
　　很快，老伴的信儿也捎回来，她在信里说，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女儿、儿子都已结婚成家，儿子还给我生了三个孙子，地里的收成不错，粗粮早就不吃了，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老伴劝我早点回家，她说：“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在外面游荡什么，要是图钱的话，俺们娘几个干吗非要等着你回来。你只要人回来，饭就有你吃的，你还在等什么？我也年纪大了，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
　　记得当时那位修女在念这封信时，眼泪劈里啪啦地掉，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犹豫，拼了老命我也要奔回老家，已经78岁的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熬下去了。
　　那时两岸仍然是没有什么松动。尽管内地这边在1979年便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访友，骨肉团聚。
　　可台湾当局不妥协，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走了就别想再回来。
　　我当时已横下一条心。说什么我也要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1987年元旦刚过，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我筹起了回家的路费。
　　那个帮我与家里通上信的修女还送给我一套黑色的西装。她说：“周兄弟，你打扮得精神一点回去，好让家里的人高兴一些，他们也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他们会好好待你的，你就放心回家吧！”
　　就这样我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地。
　　那天我走进村子，正好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
　　不断响起的鞭炮声使我的脚步踉跄起来。多久了，我没有再听到这种喜庆的声音，多久了，我没有与孩子们一起过个开心的新年。
　　走时40岁的壮年汉，再一次走进家门时，却已须发皆白，腰弓背驼，成了不中用的老头儿。
　　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走进自家的院子，一个年轻后生问我，老爷爷，你找谁？
　　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
　　那孩子吓坏了，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奶奶，奶奶，你们看他是谁？”
　　这时屋里传出老伴的声音，“虎子，甭管是谁，先请人家进来坐，这大冷的天别在外面冻坏了。”
　　我跟着虎子蹒跚走进家门，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屋里的灯很亮，我的白发和她的白发都在灯下散发着令人寒心的亮光。
　　尽管她人老了，瘦了，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她娘，是我， 云亭，我回来了！”
　　听我这样说，老太太手一哆嗦，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上，我心痛极了，忙半跪下去捡，可这时，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
　　“爹，爹，是你吗？你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
　　“他爹，你，真的回家来了吗？”
　　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
　　还没等我仔细端详一下老伴，她一转身走进里屋，只有也已经满脸苍老的儿子围在我身边：“爹，你回来怎么不让我们知道，我跟您孙子去接您啊。来，来，你们几个快叫‘爷爷’。”这时三个齐刷刷的小伙子一下子跪在我面前。“爷爷，孙子们给您老人家磕头了。”
　　这就是家啊，这就是我的老家啊，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
　　与周云亭老人聊着，暮色开始围上来。与午后的寂静相比，乡村的傍晚要热闹一些。
　　这时候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孩子们在学校里闷了一下午，也可以跑到街上撒撒欢，夫妻生火做饭的，姑娘、媳妇边走边聊，叽叽喳喳，这人一有动静，树上的蝉反而躲了起来。
　　这时，周云亭老人的大孙子媳妇，区里的一位小学教师也下班回来，听说我们正在同老人聊过去的事儿，这位快人快语的俊俏媳妇也坐了下来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聊。
　　老人又点燃一支烟，显然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里。
　　孙子媳妇拉开他身边的抽屉，看看一条烟刚刚拆封，悄悄对我说，“老人就是烟瘾大，这不刚买两条烟，才一个星期就剩一条了。”
　　我刚想说点什么，这位善解人意的孙子媳妇马上又说，“爷爷这辈子就这点嗜好，虽说对身体没好处，可俺奶奶去得早，也就只有依着他了。”
　　老人的听力虽然有些迟钝，可孙子媳妇提到奶奶，他还是听到了。
　　仅仅一瞬间的工夫，老人脸上的神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长叹了一声，“老伴啊”。
　　我想起刚才在他的叙述中，“老伴一见他没有迎上来，却一转身去了里屋。”
　　我相信过去大多数的中国夫妻久别重逢几乎都是这种含蓄、压抑，可这并不意味着仓促产的感情就不浓烈。
　　我这边刚刚跟儿子、孙子们一一相认，老伴从里屋传出了低低的啜泣声，我几乎是满怀歉疚地走到她面前：
　　“老伴，今儿个是小年，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不喜欢听到哭声，你就别哭了，再难我这不也回来了吗？以后我陪着你好好过日子，我这快80岁的人了，能够活着回来，我们都应该高兴啊。”
　　这时候，窗外几个孙子点燃了鞭炮，那红红火火的鞭炮把院子照得亮晶晶的。
　　听着孩子们热火朝天的喧闹，老伴又抹起眼泪：“他爹，我对不起你，那两个小的我没把他们拉扯成人，那时候，我白天要下地，晚上要给四个孩子纺线织布做衣裳，两个小的得了麻疹，来不及抓药就走了，我……我这眼睛都要哭瞎了啊。又不知道你到底是死是活，好几次我都想去跳海，可看到活下来的两个孩子，我实在又下不了这个狠心，公婆一走，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遭人欺负，受罪啊。”
　　这次我再也忍不住了，上前搂住她，两个人的泪水流在一起！
　　那一年的春节是我飘泊40年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
　　坐在自家的炕头上，看着白发的老伴忙来忙去，儿孙们喜气洋洋，我想到自己在台湾时差点放弃了回家的梦想就感到几丝后怕。
　　为此我由衷地感激那位救了我的修女。
　　可也许这些年来老伴受的罪太多，她的身体已被生活压榨得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而我的回家也让她了结了最后的心愿。我跟老伴刚刚团聚了没多久，她便一病不起，我竭尽了全力为她求医问药，可仍留不住她，第二年的秋天，她便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刚刚完整的家。
　　老人说着把目光投向墙上的一幅画像，在照片到处都是的今天，这帧黑白的画像显得格外地沧桑。
　　老伴苦了一辈子，临走竟没有留下一幅照片，这是后来她走了以后，我找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凭我的回忆给她画的一张像，我把她放在我的屋里，就好像她还没去，还在天天陪着我。
　　有时候心烦了，我就跟老伴聊天，虽然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可常常地我就觉着老伴好像是在听我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我哭了，老伴的眼里似乎也滚出泪珠来，我讲给孙子听，可他们不信，他们说我年纪大了，糊涂了，可我知道，我一点也没有糊涂，我相信我说的话老伴都听见了。
　　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有了这个钱，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
　　可是我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早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要是再晚点回来我恐怕连老伴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我已经80岁了，没有多少“下半辈子”需要操心，这个家有我的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说实在的，偶尔我也有些后悔，因为这笔钱是给我们这些老兵几十年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一点补偿，我没有，实在是不公平的。
　　而且，儿子一家靠种地过日子，虽说吃穿不愁，毕竟艰难一些，我要是拿到这笔钱帮帮他们，也算是这些年的苦没白吃。
　　可是，因为我是在开放前偷偷回大陆的，台湾方面很快给我注销了户口，并把我列入了所谓“通匪”的黑名单。
　　听说当局还到修道院去查了很久，并扬言我要是回台湾，会立即被送去坐牢，我知道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想杀一儆百。
　　我既然打算回大陆就没有想着再回去。人能活几个80岁，与其在那个孤岛了却残生，到不如拼死一试，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着一步一步跨过台湾海峡的。
　　我想回家，这永远都不会是错的。
　　老伴去世后，我跟着儿子过。儿子憨厚、本份，对我也很孝敬。
　　三个孙子个个精精壮壮。在我眼前出出进进，让我觉得晚年有靠。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回家刚刚6个年头时，我那个小孙子突然遇上车祸去世了。
　　这个打击让我都有些难以承受，更何况我儿子也是一把年纪的人。
　　那时候他正在张罗着给小孙子盖房，准备娶媳妇儿，可谁成想竟飞来横祸。
　　我那儿子像我一样内向，遇事儿不爱说话，可我看出他心里的那个痛，那个苦。
　　我劝他想开一点，不能为了死去的儿子把老命也搭上，可他不吭气，闷着头盖房，终于，给三儿子盖好一溜三间的大瓦房。
　　房子造好了，可人家媳妇却退了婚，儿子在那空空的新房里嚎了一宿又一宿。谁劝也劝不住。
　　就这样还不到年底，儿子就病倒了。几个月后，小孙子的坟旁边又添了新坟，那是终于让他追了命去的他爹的坟。
　　短短几年时间，三个最亲的人，老伴、儿子、小孙子都走了。在我们家后院山上这并排的三个坟如今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
　　没事儿我就去拔拔草，擦擦那石碑。坐在那儿跟他们嘟哝点什么，那都是我至亲的骨肉，即使隔着那层看不见的天，我也能够感觉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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