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一上午始终纠缠在大麦品质上，根本没有涉及价格、数量这些合同的具体问题，光是在吊我们的胃口。南澳洲方面本来的立场是，用一天或一天半时间进行谈判，介绍作物的品质，再报个价，只要能从西澳州独占的大麦市场中抢到一些份额，给治下的农民有个交代即可，原本也不指望一次谈判就能达成协议，把货全卖出去。谁也想不到，后来对方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惊喜。一顿午饭消解了双方的隔阂，在下午的谈判中，对方开始询问我们的报价和条件，南澳洲方面也松了一口气。M董事长先是问到岸价格（cF），接着又询问海运费和离岸价（FOB）的明细，之后就提出运费也高、离岸价也高，拼命压低价格。他似乎和西澳洲谷物局的O局长是老交情的样子，对价格把握得十分清楚。晚宴时终于迎来了高潮。M董事长说：“台湾今后将是一个越来越大，充满希望的市场我们之前和西澳洲谷物局打了多年交道，但双方之间也存在问题，看情况，把进口量全转到南澳洲也是可以的。这就需要你们拿出个特别的优惠价格来，要是FOB每吨36．5美元，我们就从你这儿买。”南澳洲政府的局长离席，好久之后才回到宴会上。当时可是没有手机，联系不便的时代啊。最后终于下决心，他拿出数字来了。“38美元怎么样？”“那可不行，就是36．5美元。”38美元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史上最低价了，可即使这样，对方仍然说“不行”。“那就按您说的吧。不过条件是这个价格只给您的R公司。对外要作为绝对机密。对其他成员公司的价格只能是38．5美元。”就这样，该交易立即达成协议，而且还是6万吨数量的大交易。尽管是在宴席上，还是在简单的记录上签了名。这是为了预防第二天改口而引起麻烦。因为当时有过这样一个事件：三井台北支店机械课的一个长年客户违约，尽管在合同上盖着公司总经理的大印，但那位总经理却诡辩道，“盖我的印并不代表公司，只是代表我个人”，因此拒绝履约，最后还逃往海外，潜踪匿影。由于就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总部的大桥第二天就准备回国了。正当他刚到机场时，R实业把电话打到公司，说希望把三井一直合作的航运公司介绍给他们，把原来的离岸合同改为到岸合同，于是，紧急让大桥暂缓回国。对方可能是觉得，如果以离岸合同方式购货，就需考虑在澳大利亚当地的配货和雇佣装卸工的各种费用等琐事，这些麻烦事与其自己干还不如委托给三井，既安全又便宜，所以想干脆改成到岸合同。对三井来说，到岸方式虽然风险增加，但却能垄断当年台湾的大麦进口市场了。第二天，美国嘉吉（cagill）公司驻日本代表L先生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激动得满脸通红，说道：“台湾市场以前一直做的都是西澳洲的大麦。由三井全部垄断太不像话了，你多少要分给我们嘉吉一点份额吧！”这位L先生是我在东京时的老朋友了，可是合约已经签订，只能拒绝他说：“抱歉，已经不能改约了。”之后由于大麦价格飙升，对契约条件的解释问题发生分歧，导致了与R公司关系的恶化，业务往来也停滞了很长时间。而我再次见到M董事长，已是大约20年后，在一次为调换三井台北分公司负责人举办的酒会上的事了。我拜托新上任的植松修三一定要特邀M董事长来参加，虽然我心中忐忑，但M董事长终于还是来了。尽管只是和他握个手，闲聊几句，对我来讲，也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放松感。与R实业出现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签约大概半年以后，台湾当局追加的进口许可权分到了台中的T实业手里。T实业的C先生一直对我们很照顾，这次T实业向我们表示南澳洲的大麦品质良好，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帮他们购买。可南澳已无法供应足够数量了。谷物的国际交易中装船重量不好准确统计，因此国际惯例商定，在到岸合约条件下，允许所雇用的船只出现±5％以内的误差。也就是说，在到岸合约条件下，如果是1万吨出售合约，那么卖家以5％以内误差的条件雇佣船只，实际的装货量位于9500吨至10500吨之间即视为履行了一万吨的合同。三井与澳大利亚之间签订的是6万吨的离岸分批运输合约，分几次装船后，还有剩余的货物，就作为合同余额留下来了。三井就把这部分作为出售给T实业的部分货源了。而R实业向我们三井反复提出，他们有权要求给他们发货要达到6万吨的上限105％，即6。3万吨，并逼迫我们要放弃与T实业的合同。我们几次向R公司说明，到岸合同是基于国际惯例签订的，合同履行数量的解释应该是如何如何。签订租船合同的对方船运公司就想尽量多拉一点货物来多挣钱。这里，决定载货量的不是三井而是船运公司。事到如今，要让三井放弃与T实业的合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就在双方这样唇枪舌剑的过程中，一天，我们的支店长突然接到R公司的电话，M董事长在电话里威胁道：“三井把我们的大麦偷着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你们要是想毁约就得赔偿我们。如果三井不尽早回应的话，那我们就在9月30日的《经济日报》上公开你们的丑闻。”支店长忙把我叫来问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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