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路上》：
红卫兵运动是怎样兴起的，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北京出现一个“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紧接着，各大中学校相继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学生中，除“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外，全都成了红卫兵。有的“黑五类”子女勇敢站出来，声明与父母划清界线，并带头造父母的反，甚至在家里开批斗会，让父母老实交待他们的“罪行”，对这种人，红卫兵组织也发给他们红袖套。既然红卫兵是一个组织，加入应该履行一定手续才是，可是没有。有一天，班上一个同学给我送来一个红袖套（当时我还住在疗养区），让我戴在左手衣袖上面，于是我就成了首都红卫兵的一员。从满天飞的传单、小报得知，红卫兵组织几乎覆盖全国大中学校，并且扩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标志着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合法化。“八一八”这一天成为“红卫兵日”。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在本组织名称前冠上“八一八”，如“八—八造反司令部”、“八一八兵团”、“八一八战斗队”等等。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建立红卫兵组织，带孙子的老太，修鞋的老大爷，出门时都没有忘记带红袖套，以此为荣。
其实，“红卫兵”这个名称蛮好的。读起来亲切，听起来悦耳，其原意是红司令毛主席的卫兵。可是，被江青一伙利用后就变了质，成为“打、砸、抢”的代名词，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子，干打、砸、抢、抄、抓的勾当。在江青一伙的指使、怂恿、煽动下，任意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破坏国家文物，无法无天。江青公开讲，我们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如果说红卫兵在“文革”初期还有过一点作为，如揭发批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某些弊端，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渐沦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从可爱的“红卫兵小将”走向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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