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1921-2012）》：
日本、法国和俄国，在不同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这种渠道又是间接的，国人所能获知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转手自他国得来的学说，必然会沾染上“二传手”的特性，“二传手”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决定了初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第二，实用性。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俄国革命的胜利，使一直怀着急切的救亡图存理想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一开始进入中国，就是行动的指南，而非空谈的理论。第三，选择性。当时思潮泛滥，主义横行。“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模糊的，其使用者出于各自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进行种种言说。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将其与其他种种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便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中国人接受的主要是唯物史观，而非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实用性的指导下，以其成功的实践和具体而有说服力的理论力量，使中国人在种种理论、思潮和学说中最终选择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庞大体系，中国人也进行了选择。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主要选择的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同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伴进人中国这一事实有着莫大的关系，也关涉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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