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书香中的追寻》：
收信人萧三在外从事革命文化宣传工作多年，1939年春天奉召从苏联回国，于4月29日抵达延安，随即被分派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系主任兼编译部部长。但他不愿意做这个“官”，旋以脑病作祟为由主动请辞。“我回国来自己的计划是要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种种，写几本书出来作为国际宣传。因为我能写写诗，寄出去有人翻译，亦能自译，能用俄文写写小说，报告，通讯。在国外住了这多年，参加了苏联的和国际的文学生活，苏联、英、美、法、德……各国的名作家都还彼此知道。我写的东西，都乐于登载，而且他们都期待我寄作品去。”他在辞职信中写道，“我愿继续作国际宣传的工作，它的重要不待说，我有外国文字这个工具，在国际文坛上有点小声誉（惭愧！），那末党为什么不利用这些便益的东西呢？我作国际宣传工作时当然也是从文艺方面着手，报告、通讯可多于诗歌、小说，但诗歌、小说也要作一些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藏萧三信函底稿之一——笔者注）
组织上接受了萧三的辞呈，于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将他调至新成立的延安文协主持工作。实现了个人志愿，萧三热情高涨，“延安文协”因之十分活跃：文化俱乐部办起来了，《大众文艺》创刊了……1940年4月22日，《大众文艺》面世的第8天，萧三即暂离主编之职，代表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延安文协，同郁文、胡考等5位作家一起，前往山西兴县参加5月4日召开的晋西北文化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又有访问贺龙等诸事耽搁，直到7月2日才回到延安。此时，茅盾到延安已经月余。7月14日下午，“文协延安分会”举行“欢迎总会理事茅盾”的茶话会，萧三与茅盾的近距离接触大概就由此发端且日益增进。此后的两个多月里，茅盾应邀为萧三主编的《大众文艺》写了4篇文章：专门与延安的文学青年讨论“炼字”修养问题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主要记述1935年末宋庆龄、史沫特莱、茅盾等人动员鲁迅去苏联治病经过的《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评论鲁迅作品的《关于（呐喊）和（彷徨）》……
然而，面对茅盾这样一个文学大家，萧三肯定不会满足于只索取几篇文稿。他所倾心的“国际宣传”工作，他的朋友罗果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事业，都需要得到茅盾的帮助与支持。茅盾信中所言“已与宝权兄接洽过”并“由他去办”之“各事”，敢肯定正与罗果夫有关——请述原委：1939年12月，苏联汉学家罗果夫给萧三写信，说他“这段时间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工作了”，“以后的计划”，首先是要“用新材料写出鲁迅的传记，然后编一本现代作家论解放战争的译文集”。他希望萧三帮助他，指出他的“错误”，并为他“介绍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有意义的文章和需要翻译的中国作家的小说”。罗果夫对萧三说：“我们苏联现在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但写中国事情很少，这方面你是知道的。我和您说，写中国是很困难的，因为俄文版的中国文章和书非常少。我认为，在苏联的杂志里应该更多地出现中国作家的名字。我尽力翻译中国作家作品，请您给我寄要译成俄文的中国作家新的、现代作品。”一个外国友人，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不辞劳苦孜孜以求，一个为国家为民族谋求新生的中国作家岂能袖手旁观？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新出版书籍”不多，“可介绍至国外者尤其寥寥”，特别是因为缺少交流而致“彼方有论列时议论甚为隔膜”，但茅盾还是在信中慨然应允：“此点已商同各友，拟加以改善。弟或者可于此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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