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章
炀帝一生所做的最大功业，是将因长期分裂而渐行渐远的南北方文化又拉回同一条道路上来。文化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文化有什么作用？有一个回答很精辟：文化没什么用，但没有文化，什么也没用。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重要的认同感是文化认同感。只要文化的根脉相连，即使政治上相距再遥远，也是同胞骨肉；而如果文脉断绝，即使生活在同一个政权下，也是同床异梦。因而说，对于一个民族的贡献而言，统一文化远比统一政权大得多、重要得多。如果说青年时的晋王杨广作为军事统帅统一全国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壮年时的炀帝杨广作为文化统帅统一全国的作为则名副其实、居功至伟。在这一点上，炀帝时代绝对称得起他“大业”的年号。
炀帝巡游江都，“制定舆服”“盛修仪仗”是他增加南北方文化认同感的第一步棋。接下来，炀帝还有更大的动作——全面学习南方的音乐和诗歌。
诗歌是文学皇冠，音乐是艺术之王。当人们要表达心中情感的时候，诗歌便产生了；当人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情感的时候，音乐便响起了。可见诗歌与音乐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中国的先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创造了中国的诗乐文化；西方的先哲也并不落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艺术实际上也是由诗歌和音乐托起的。足见对诗歌与音乐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而当两个人群在音乐与诗歌上产生共鸣的时候，也是他们产生最广泛最深入的文化认同的时候。炀帝敏锐地抓住了音乐与诗歌这两个文化关键词，书写他的“大业”文章。
首先说音乐。中国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礼乐”。音乐尤其是用于庙堂演奏的雅乐是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象征。如政治秩序的混乱往往被称为“礼崩乐坏”。炀帝即位之前，由于中国长期的分裂，正宗的中国雅乐早已南迁，北方政权的雅乐糅杂着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被南方政权所讥讽。而南方政权由于保存了周——秦——汉——魏——晋一系的古代中原正统王朝的雅乐而被称为“华夏正声”。就因如此，北方政权无论军事上如何强大，在南方政权面前总是自卑地抬不起头来。隋朝刚刚建立，大学者颜之推就恳请文帝依据南朝的音乐制作新的雅乐。文帝对南朝文化本来就心存芥蒂，听到用南朝音乐以定大隋雅乐的主张，不由得大为恼火，说：“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
晋王杨广率军平灭了陈国，有幸在南方听到了正宗的陈国雅乐。这一听，小王爷便着迷了。想想自己国家的所谓雅乐单调刺耳，而南方的华夏正音却是绕梁三日，令人不知肉味。杨广这个胜利者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在用军事征服南方之时，他也被南方的艺术征服了。他决定虚心向南方学习，当即上奏父皇，要求参照南方雅乐来改造隋朝雅乐。文帝本人就不好音乐，也不能理解音乐在怀柔南方人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于是不但没有准奏，还将缴获的陈国庙堂古器“悉命毁之”，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古器“多为妖变”，是破家亡国的不祥之物。杨广意识到，和自己的父皇谈音乐，无异于对牛弹琴，不但不能感动牛，弄不好还要被牛顶一下。杨广这一时期正在和大哥争太子之位，更是不敢得罪父皇。于是他把改变隋朝雅乐的想法埋在心中，在外人面前则矫情饰行，把自己府中的琴弦弄断，并在琴上蒙上一层尘土，竭力装出不好音乐的样子。
仁寿元年（601），杨广刚刚被立皇太子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再次恳请父皇依照南方雅乐重新议定隋朝雅乐。这次文帝还是没有同意。四年后，隋文帝驾崩，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荣登大宝。他迫不及待地下诏重新编制雅乐。新雅乐和旧雅乐相比，增加了大量乐器，恢复了旋宫转调，尤其是采用了大量南朝音律，令大隋新雅乐听起来气势恢宏、乐章华丽，叫人耳目一新。原先许多南方人，认为隋朝人是胡狄，是鲜卑谬种，根本不配统一全国。他们听到改进的隋朝雅乐后，也渐渐改变了看法，不得不承认隋朝在文化上也是华夏正朔了。
历史上的亡国之主多有才艺。炀帝是亡国之君，又有才艺，因而经常被拿来举例。其实，仔细考究，就会发现炀帝的才艺不光是为了自己玩乐、炫耀，他怀有更大的政治目的。炀帝将艺术作用于政治的眼光是诸如陈后主、北齐后主、南唐后主、宋徽宗等歌风吟月之君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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