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新闻界20余年中，思想上的变迁很深，因我国从清朝的专制解放以后，虽然成为共和民国，但是民元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新闻记者对于政治社会的变化，表里的矛盾，知之最清，有心人就不得不受许多刺激。公振的新闻记者生活，当然也受了这种外界的影响而起种种思想上的变化，若是将他的20余年的记者生活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他的学徒时期。公振在民国初元的时代，曾进过法政学校，但是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完全是投入报界以后，才由实际的经验人手的。他于民国二年到上海，最初是在时报当本埠编辑兼有正书局编辑。有正书局的主人也是狄平子先生，对于公振，信赖极深，而有正书局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中国书画的印刷和发行，以发扬中国艺术为己任。公振因此对于印刷的技术和经验，得着不少的知识，在时报服务的方面，因为是本埠新闻记者，所以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人事，他的接触甚多。报馆的经营、发行、编辑的知识，也逐渐学习，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完全新闻记者的学徒时期。也可以说是他的准备时期。
他在这个时期，假使说是他的成绩，那就是报纸各种特刊的发行。当时时报在中国的地位与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人人谈起报纸来，都说是“中、新、时”。时报的特色，是力求进步，种种的特刊，如教育周刊、妇女周刊、图画周刊，都由时报开始的。我记得公振任时报总编辑时对我说过：“民国七八年的时代，中国的报纸只有些社会、政治、经济的记事，而不能推进各种文化，所以我和时报社当局商量发行各种周刊；如教育周刊，就请蒋梦麟先生担任编辑，图画周刊则由我自己编辑，以后沪上各报，也就逐渐仿行了。”
他的新闻记者生活的第二时期，是民国十年至十九年，在这时期中，他完成两部著作，一部是《中国报学史》，一部是《新闻学撮要》。后者是很简单的新闻事业入门的途径，而前者是中国新闻学的历史的观察和检讨。他对于中国报学史的材料搜集的苦心，我知之最深。他对于中国古代及中古时代报纸起源的见解，似有独到之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发展的过程，有很正确的记录和批评，所以中国报学史也许是中国新闻学著作有价值者之一。公振从欧美日本漫游归来，曾对我说过，各国的图书馆大都备置有中国报学史，是他最感觉愉快的一事。
他在中国报学史写成以后，于民国十七年以中国新闻界代表的资格列席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新闻会议，会议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新闻学系，听讲半年，以后遍历欧洲各区及美国日本返国。在此一年中，他对于新闻学学问的研究及各国政治社会的观察，进步不少，当时中国正是北伐成功、蓬勃一新的时候，他的思想上也趋于革命的前进的一步。他那时候所羡慕的国家是英美的民主的精神，是苏俄的建设迈进的气象。他归国以后大公报与申报都拟聘请他服务。他曾函商于我。我自民国七年渡日至民国十九年的归国，十三年间从事医学的研究。对于国内情形，实在隔阂。我劝他接受申报的聘请。他因为史量才先生的盛情不可却，就人了申报馆。申报馆组织总管理处，负责者为史量才先生、黄任之先生及公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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