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百年中国记忆·报人系列》：
接着又写道：“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形成，岂易事哉！十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无量代价，仅换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将至自亡。艰难困苦之中国，今才见彼岸，而又遭逆风之打击，主其事者，抚躬自省，果为何来乎？故吾人以为公私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倘其有济，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国家问题，从长计议……”
以后长期支持张季鸾一切言论的“国家中心说”，这时在他的思想里已经形成。当时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已下令对张、杨进行讨伐，官方各报一片辱骂声。《大公报》这篇社评，主张以救蒋为第一义，其他，则建议“政府宽大处理，一概不咎”，态度有明显的区别。
翌日，张季鸾发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国家所处地位与形势，劝西安当局早日“回头”。他最后沉痛地说：“夫毕竟愿作破碎之西班牙，自残以尽，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公意俱在，不问可知。”他说：“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的。”可见他对事变的内幕，即蒋介石拒绝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并逼张学良“剿共”而激起事变，是了然于胸的。他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平时并无多少来往，此时宋氏兄妹很同意张的看法，主张“救人”为第一，不主张讨伐。
张季鸾于18日继续写一篇社评，题为《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显然是事前与宋氏兄妹商量过的。文中说：“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为祥和。”果然宋美龄所主持的航空委员会，当天即派出飞机，带了这张报40万份，飞临西安上空散发，这也是我国自有新闻纸以来未见过的事。
与此同时，《大公报》派记者范长江秘密去西安和延安采访。范长江在延安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西安事变真相。范回上海后，在编辑部谈了几个晚上，《大公报》连续发表了范长江陕北之行的通信，像冲破迷雾的几道闪光，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即将团结奋起应战的希望。
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那一晚张季鸾特别兴奋，露出了多天不见的笑容。当晚，他写的社评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开头就说：“昨晚从六时半以后，全国各大小都市欢声雷动，爆竹齐鸣，实现了狂欢之夜。昨天又恰是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的纪念日，我们与国民同庆之余，愿先简单的贡献几句祝词。西安事变发生，我们于忧虑、愤慨中实在抱着一种信念，以为一定能达到逢凶化吉。我们十八日给西安军人的公开信中，说明期待三天以内能给全国同胞道喜。现在，虽然时期迟了三天，但果然能达到给全国报喜的愿望。我们的欣喜不问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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