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著名专栏作家、记者。著有《逝者如渡渡》《光阴》《一个一个人》等。曾任南京日报驻法国记者。现为南京日报“申赋渔工作室”主持人。其作品《一个人一个人》获评2012年“中国最美图书”；《逝者如渡渡》被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并获评2014年“中国最美图书”；

申杭之，南京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艾丝波娜纳蒂中学上学一年。先后在《少年文艺》《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

《阿尔萨斯的一年》是著名记者申赋渔和他12岁的女儿申杭之合写的欧游随笔集。2012年，申赋渔作为《南京日报》派驻法国的记者，与到法国做访问学者的妻子，带着12岁的女儿申杭之，在法国南部阿尔萨斯旅居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们以阿尔萨斯为中心，游历了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瑞士、卢森堡 等国家， 申赋渔以一个文化记者的视角写在法国以至欧洲大地游走的见闻和感受。12岁的女孩申杭之则以一个个性鲜明、思想独立的中国女孩的视角，写她在阿尔萨斯一所国际中学读书的经历，写中法学校教育的异同。

父女二人交互写作，互为补充，带领读者一起感受法国的魅力，领略欧洲大陆的风情。申赋渔笔下的法国，不是走马观花的通常游记，他着眼于中法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给出了人们一个了解法国乃至欧洲的独特视角。而申杭之笔下的法国学校生活堪称本书的一大亮点，她以一个早慧的敏感的女孩的不同于成年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写她的法国学习生活，写得妙趣横生又给人留下很多思考。

卢森堡：相邻的美德军人公墓

与杭之轻松的学校生活很不一样，我的生活要沉重许多。即便在欧洲这样的地方，我总是用一种沉重的心态去看，去想，去写。这很不好。可能是记者的职业习惯。所以我想去的地方，往往会遭到申杭之和她妈妈的反对。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既去了严肃的地方，也去了轻松之地。这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

前不久，我们去了一趟卢森堡和比利时。本来比较轻松的一次旅行，最后却变得沉重无比。

先说卢森堡吧。这是个很小的国家，转一圈就结束了。除了大峡谷，也没有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吸引我的，反而是两块墓地。

在卢森堡市东边8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美军公墓。靠着美军公墓，是一片德军公墓。他们死于彼此的枪下。

A

卢森堡是一个童话般的小国，王储大婚，更把一种极其浪漫的色彩涂抹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我在卢森堡的几天一直在下雨。当我离开它之后，关于这个城市的印象，竟像被雨水模糊了，童话成了一种背景，而凸现其上的却是两片公墓。那密集的墓碑如一张张对着天空哭泣的脸。它们隐身在树林的深处，几乎没有人前来打扰。它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它们跟不远处城市的热闹与欢乐毫无关系，它们只是在这里永远地沉默。

穿过卢森堡大峡谷，往东不远，就进入到山林当中。在一条长长的林荫路的尽头，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的边上，是一幢小小的房子。这房子，便是美军公墓的入口。

入口处的铁门上，昂首立着两只金色的美洲鹰。这金鹰的背后，是一座高耸的石碑。在纪念碑的两侧，用英、法文写着：“英勇的儿子们，美利坚合众国为你们的壮举倍感荣耀。我们设立此碑，以对你们的牺牲致以谦卑的敬意。”石碑的正面，一位长着翅膀的女神，满脸的悲伤。她一手握着橄榄枝，另一只手轻举着，像是在安抚战死者的亡灵。在她的面前，呈扇形排列着5000多支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上，都刻着一位士兵的名字。在士兵的最前面孤立着一支简单的十字架，上面写着：乔治?巴顿。

1944年的12月16日，德国、法国和卢森堡交界的阿登山区，天寒地冻，大雪漫天。已成困兽的希特勒，在这里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反攻。一天之后，7000美军被围投降，4天之后，德军撕开美军防线，形成一个宽约100公里，纵深50公里的突出部。德军的意图是切断美英军的补给线，围歼其主力。如果这一战略得以实现，历史将会改写。

也就是这一天，德军被阿登山脊上一个名叫巴斯托涅的小镇绊住。这里坚守着刚刚赶到的美军第101空降师。德军完全包围了他们。希特勒的劝降信上写着：“要么投降，要么歼灭。”第101空降师的回信只有一个字：“Nuts（扯）！”

几天之后，被称为“血胆将军”的乔治?巴顿率领他的装甲军团赶到。德军败退，并且从此再无还手之力。

这一战，德军伤亡10万余人，美国伤亡8万余人。战役结束，丘吉尔说了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人在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役，并且我相信，这将被认为是美国人永垂不朽的胜利。”

巴斯托涅，距离卢森堡70公里。大战之后，美国把5076位牺牲将士的遗体安葬在卢森堡的哈姆。这是卢森堡大公赠送给美国的土地。安眠在这里的有女护士，还有犹太人。犹太人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是大卫星。

巴顿将军死于战后的一次车祸，据说是谋杀。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和他的士兵们安葬在一起。起初，他的墓就在他们中间。后来遵从了参观者的要求，他的墓碑被移放到最前面。一样的简朴，却依然带着某种桀骜之气。

阿登战役是美国人无法忘记又满怀自豪的一场战役。他们先后因此拍摄了《圣战士》《遭遇圣诞夜》《普通人的战争》《坦克大决战》等影片，在《兄弟连》和《巴顿将军》中也是大书特书。身后的荣耀与安睡此地的士兵毫无关系。60多年过去，草地依然翠绿齐整，墓碑一样的洁净雪白，仿佛昨日才刚刚下葬，仿佛他们从来不曾远去。用手触摸着冰冷墓碑上的一个个才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名字，一种悲哀的空气从地面一直上升到墓园的上空，凝固着，让人难以呼吸。

美军在安葬完他们的战士之后又把打扫战场时收拾的德军遗体埋在东边不远处。他们本以为战后的德国政府很快就会把这些人运回德国，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当时的敌军将永远与他们为邻。

B

从美军公墓向东1.5公里，就是德军公墓所在的桑德维勒。

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树林。通往林子深处的小路边上，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死于战争的人，是最伟大的布道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伯特?史怀哲”。

史怀哲是20世纪一位著名学者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三十多岁时从欧洲远赴非洲的岚巴瑞，在原始森林的边上建立了史怀哲医院。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90岁去世。他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一生推崇“敬畏生命”。他辞世虽已四十多年，但他仍是全球志愿者最尊敬、最仰慕的人之一。德国人把他的话写在德军公墓外的路边，显然大有深意。

德军公墓的入口处偏僻而窄小，是用暗色的大理石修建的一个石洞，大小仅容一人通过。石门的顶上，是一位飞翔的天使。天使的手中抱着刻着十字架的墓碑，眼中噙着泪水，面容悲苦，仿佛正在坠落。我突然想起，在美军墓园里的喷泉边上，也有一块同样雕着天使的石碑。天使长着一样的翅膀，以一样的姿态在飞翔。只是，那位天使体型健美，神情专注，手持一本翻开的圣经，上面写着：马太福音。

走进小门，里面的十字架一望无边，广阔得令人震撼。墓碑都是粗糙的大理石。墓碑上的名字并不只是一个，有两个，也有三个。他们的年龄大多是17岁、18岁，年长的也就20多岁。多数人死在1944年和1945年。一些墓碑的前面放着菊花，有的还放着长明灯。整个墓园里空无一人，地上满是落叶。在密集的墓碑中间，有一条用碎石铺成的过道，笔直的，从入口处直通最深处的大十字架，在无人的沉寂的墓园中，这条过道显得无比的漫长。

那是一个两米高的圆形基座，上面立着黑色的五米高的十字架。这是无名烈士之墓。从这高台上俯视下去，整个墓园忧郁而壮观。虽然几乎无人打扫，却不见混乱。墓园寂静无声，只有鸟儿安闲地踱步其中。仿佛这里已经融于自然，成了这大地的一部分。在这静极的死者面前，生命的脆弱同样让人悲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是孩子。德国政府不愿意承担把他们迁葬回国的费用，一个名为“德国伤残军人协会”的民间组织牵头，在青年志愿者们的帮助下，把他们安葬于此。起初的时候，这里只有从周围150多个村庄收集来的5599个德军士兵，而后，又陆续有加入。现在，这里已经安葬了10913名死者。

这里曾经无比的荒凉。周边的人们对他们充满着敌意。随着德国人的忏悔与反思，德国政府致力和平的实际行动，人们的态度也在慢慢地转变。我所看到的这些菊花和灯烛，许多就是那些已经原谅他们，并心怀怜悯的人们所送。不过，从墓园入口处小屋里的展览和留言簿来看，来这里最多的，还是德国的青少年。这里，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最好的课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进入墓园的路口，写着史怀哲的名言。

Ｃ

在美军公墓，我遇到一对从美国来的情侣。他们站在巴顿将军的墓旁，正默默打量着眼前茫茫一片的十字架。

“我是特意来看巴顿将军的。”身材高大的男孩一脸的悲伤，“可是看到这么多的士兵，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很震撼。”

“他们都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从美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再也回不去了。”女孩紧紧握住男孩的手，眼中满噙着泪水。

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墓地里，看样子是想绕一个圈，把整个墓地走一遍。天下着小雨，他们没有打伞。

我在德军公墓来回走了两遍，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在出口处遇到了一家德国人，一对中年父母，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他们正停在募捐箱的前面，母亲的手里抱着一捧鲜花，父亲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票，递到孩子的手里。孩子仔细地塞进箱中。看到我过来，他们侧身让到路边，笑着，朝我招呼。

“你好先生，你从哪里来？”

“中国。”

“我们去过中国。两年前去看过你们的长城和兵马俑。

“我们从魏玛来。”

“你们特地来看这个墓园？”我问他们。事实上，我是想问，是不是这个墓园里，埋着他们的亲人。

“我们是来卢森堡的，知道这里有墓地，就来看看。这个地方没有人管理，全靠志愿者。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里。”

分别的时候，父亲母亲和孩子一一跟我握手。

“真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你，中国朋友。”孩子的父亲说。

两个墓园，一个整洁明亮，一个阴郁荒凉。一个享有荣耀，一个备受冷落。可是我在两个地方，感受到的，都是死亡的惨痛。对于死者而言，只有苦难，没有胜利。两个紧紧相邻的墓地，如大地上一双深邃的眼睛，向我们揭示着战争的真相。对此，德国人的感受应该是最为强烈了。他们在首都的中心，立下忏悔的碑林，他们在受害者的灵前下跪赎罪，他们甚至让出了部分国土以换取永久的和平。德国的彻底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德军的遗体慢慢得到了收葬，他们的墓地上，也有了陌生人所献的鲜花。他们丢掉了历史包袱，从而成为今天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欧洲的人们，对德国人更多的是“努力”、“敬业”、“整洁”、“承担”等正面的评价。而同为战败国的日本，其态度却与德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教科书中美化侵略历史，他们的官员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因为领土问题，不断与邻国发生纠纷。

战争除了增加墓地，其余将一无所获。这就是卢森堡东郊的十字架上镌刻的启示。

他们来自哪里

申杭之

A

在这个学校里，国籍并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往往和一个朋友相处了半年，都不知道对方的国籍，各自用外语交流得好好的。就算知道了国籍，也只是问一句：“那里好玩吗？你会讲那里的语言吗？”然后把话题引向别处。

就比如说西尔维娅最好的朋友之一，弗洛哈。我一直觉得她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波兰人。

那次西尔维娅又生病了，病恹恹躺在学校休息室的床上，还央求我们坐在那里不要走。弗洛哈无聊之中就自娱自乐起来。

她写了一份自我介绍，不知在哪能派上用场。一边写一边大声地读：“我叫弗洛哈，在esplanade学校上五年级，在意大利语部……”

“停！”我说，“你怎么会在意大利语部？”

“我妈是意大利人！”她惊奇地看着我。

从床的方向传来西尔维娅的声音：“她是法国和意大利混血儿，你居然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讲过意大利语。

感叹一会儿后也开始无聊了，随便在纸上画画，写写。这回吃惊的是她：“你会写中文？”

我一副中国人的样子，这个她不知道就奇怪了。

“我以为你的母语是英语。”她望着我说。

这是在变相地表扬我英语说得好？

“你为什么没有说过中文呢？”她问。答案当然是中国人太少，我没有机会说中文。

就猜到她会提到台湾男孩：“我们班的DJ呢？”

我思索了一下，小声告诉她：“他……有点疯。”

这一点她表示赞同。

总算弄清楚之后，我们的关系没有发生改变。她从来不说意大利语，我从来不说中文。国籍只证明你是从哪里来的，并无法证明你身上必须带着这个民族的特性，必须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尤其是在欧洲，年轻一代中，对“爱国”这个词闻所未闻。法国曾经和德国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不是开个车10分钟，连边检都没有就到了？欧洲像个国家，这些法国、德国都是省。

在学校里，FLE3是最特殊的一群人。他们的法语很好，和法国人基本上没有两样。大部分人都是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混血，或者打算长久居住者。很多同学都是FLE3的，而我以为他们就是法国人。

可是他们不是。比如尤利娅，她永远插不进法国人的对话；比如日本同学真由美，就是前文提到过，穿蓝色羽绒服的女生，她总是想和我套近乎。

早上，有时候还没进校门，就看到一个熟悉的黑脑袋，就知道又和真由美碰上了。她往往是只打个招呼，然后一句话不说，心安理得地和我一起走。我一开始总想找些话题，后来每天都碰到，也沉默了。

别人看我们走在一起讲法语，都很奇怪。他们以为亚洲只有一种语言，或者中文和日语只是同一语种的不同方言。

欧洲人之间没有区别，和亚洲人区别却太大了。他们会对亚洲国家贴上先入为主的标签：中国人会功夫，每顿饭都吃狗肉；日本人都会画漫画；韩国人都是明星；朝鲜人是一群疯子……

真由美对这种事情也无奈了吧。

跟她接触了几次，就知道了，她母亲是法国人，可是她在日本长大，一直到初中才来法国，现在也只是六年级。入学时是FLE2，过几个月就跳到FLE3了，看来是个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