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场域中的新文学选本活动》：
“幽默”作为一个外来词，本就极难翻译和界定。林语堂说：“humour本不可译，惟有译音办法。”“华语中言滑稽辞字曰滑稽突梯，曰诙谐，曰嘲，曰谑，曰谑浪，曰嘲弄，曰风，曰讽，曰诮，曰讥，曰奚落，曰调侃，曰取笑，曰开玩笑，曰戏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恶作谑，曰旁敲侧击等。然皆或指尖刻，或流于放诞，未能表现宽宏恬静的‘幽默’意义，犹如中文之‘敷衍’、‘热闹’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正当译语。最近者为‘谑而不虐’，盖近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一，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单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二，幽默非滑稽放诞，故作奇语以炫人，乃在作者说者之观点与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视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入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以其新颖，人遂觉其滑稽。”[1]在别处，林语堂又承认：“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当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只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2]
幽默即便在西方也有广义和狭义的用法，但林语堂提倡的是狭义的幽默，是与讥讽相对的。他在《论语》第6期《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中总结《论语》已出的5期，感叹“似乎多讽刺，少幽默”。他主张幽默的本意是“忠厚”，要少骂人，少谈政治，不必为政治“杀身以成仁”，“应该减少讽刺文字，增加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如游记、人物素描之类”。他重申：“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他之谓“幽默”，乃“俏皮到了冲澹含蓄而同情地，便成了幽默”[3]。在《宇宙风》创刊号卷首，林语堂发表《无花蔷薇》一文表明其办刊趣味说：“鲁迅先生讽刺的好的文章，虽然‘无花’也很可看。但办杂志不同。杂志，也可有花，也可有刺，但单叫人看刺是不行的。虽然肆口谩骂，也可助其一时销路，而且人类何以有此坏根性，喜欢看旁人刺伤，使我不可解，但是普通人刺看完之后，也要看看所开之花怎样？到底世上看花人多，看刺人少，所以有刺无花之刊物终必灭亡。”[4]这里，他提倡“花”而不是“刺”，提倡“幽默”而不是“讽刺”。苏渊雷也持林语堂式幽默观，视幽默为不同于讽刺的另一类型。他论“幽默小品”说：“白眼看世，若有所感，不可庄语，诙谐杂出。或言外寄讽，或笑中含泪，要在寄予同情，出以妙语。史迁称‘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此其佼也。近人林语堂盛唱幽默，得风气之先；惟末流趋于谩骂，斯乖风旨耳。”又论“讽刺小品”说：“上政不臧，下民以刺，风雅侵声，变音以起。至叔季末俗，下流难返，非加重砭，未足警顽。讽刺文学，未可废也。视彼幽默，又稍异趣：一如橄榄，回味清严，一似姜桂，老而弥辣。近人鲁迅，最擅胜场。”[5]他这里明确将“幽默”与“讽刺”区分开来，以林语堂和鲁迅为各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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