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系列: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
有一些作家与社会真实隔膜较大,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民族融合演进中的人与事触之不深、知之不全,不仅没有对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详尽的考察了解,也没有深刻表现这些事件对今天读者的教训,要么“泛化”了这些运动带给人的苦难,要么“窄化”了人所承受苦难的程度和影响,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曲解。还有些当代作家喜欢抛开历史真实进行虚构创作,作品看似很真实,但却不能准确地切中真实本质,进而给人以误导。杨显惠说:“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却没有人认真地表达过……”①杨显惠认为,文学就是要高举批判的旗帜,文学的本质就是批判②。他通过纪实创作还为当下作家的创作提供一种警示,对那些轻松地给历史免责的创作提出批评,倡导当今的作者要思考和吸取历史教训,呈现出历史教训,避免今后“故伎重演”,在谨记历史教训的警醒中策进社会发展。
当然,批判与启蒙是相伴的。杨显惠说:“我在90年代经过思考,决定继续走启蒙的道路,接过‘五四’的薪火走下去,且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沉重’。”④在笔者与杨显惠交谈时,他也强调:“我还是这个说法:我要扛着‘启蒙主义’来写作,要让人明白:你应该怎么活着!”杨显惠也是在践行文学的“启蒙”功能。
杨显惠解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时,并非情绪化地表达好恶,他秉持的客观呈现与理性批判相结合的立场,泯去了个人主义的偏狭,但又毫不容情地暴露制度的弊病、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把人内心的黑暗和社会的“痼疾”毫无矫饰地揭示出来,可谓“无情的解构”。从作家渗入作品中的抑扬褒贬来说,批判是毫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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