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语》只写郑桓公姬友于周幽王八年为周司徒时与史伯的一次交谈，议题是面对西周的岌岌可危，姬友怎样才可以“逃死”。两人五问五答，史伯以一千六百多言联系古事与传说纵论时势，断言周王室必衰，而楚、秦、齐、晋将兴，建议姬友暂寄妻儿财富于虢、郐，以后找机会再灭此两国而得其土。姬友于是“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后如《史记》所记，“虢、郐果献十邑”③，成就郑国。且不说偌长交谈无法记下，此等背着幽王谋划“逃死”（姬友仍同幽王一起被犬戎所杀）、侵夺他国的言语，怎好留下书面文字？《郑语》何所据而作？史伯言中竟有“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的预言，恰与西周亡年无差，可见是事后诸葛亮把戏的不打自招。
《楚语上》第四章，写蔡声子为救受冤出亡的椒举回楚，对楚令尹子木用四百余言列举王孙启、析公臣、雍子、申公巫臣四位不得已出逃而被晋利用的楚臣，以说服子木；第五章写楚灵王以所筑章华之台为美，伍举（即椒举）一气用六百多言讲论筑台害民危国；第八章写楚灵王阻止白公子张进谏，白公便用四百多言从殷武丁再三请傅说批评自己讲到齐桓、晋文纳谏称霸以讽谏灵公；《楚语下》第一章写楚昭王向观射父问《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之意，观射父以五百多言从上古时代沟通入神的觋巫讲到重氏“司天以属神”、黎氏“司地以属民”以及其后的历史演变；第三章写斗且由于令尹子常当庭问“蓄货聚马”，回到家里便对其弟用四百余言大肆论评令尹的贪婪误国，谓其“必亡”。凡此种种，都不可能是当时史官的如实记录，而是作者根据某些史事、某人言词所作的大力生发和玄想。虽属韦昭之谓“嘉言善语”，却非历史人物之言，多是作者虚拟之语。
《齐语》首章写桓公从鲁国要回管仲，随即问政。管仲对答约六百言，只答“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就一气说了四百八十言，谓四民“勿使杂处”，并细数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的好处和重要性。其实，此等四民所处乃本职使然的自然之势，各代各国大体相同，无须当政者特别强调与关注，为桓公出谋划策的管仲会否就此大发议论姑且不论，只其长言的字数史官就无法记录。可见当非依据齐国“春秋”的实录，而有作者的大力生发与臆想之词。第二、三两章，分别写“乡长复事”和“五属大夫复事”而“桓公亲问”。两章中桓公对乡长和五属大夫各有三问，话并不多，各百余言，奇怪的是这两个百余言几乎一样，只差一两个字，显然不是桓公的说话，而是作者在蓄意作文。不过，上述三章中的造作话语，只是各章的部分内容，并不构成小说，只是蕴涵的小说成分。
《左传》注重记事，人物长话远不及《国语》之多，而数百言一段的长话仍不下十段。七百言上下者就有三段。其中左文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很可能是事先写好的绝交书，可置不论。另外两段则是随时答问之语，似皆变改或生发《国语》之文。其一，左文十八年载，鲁宣公即位不久，莒纪公所黜太子仆“因国人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宣公不但不惩戒，反而“命与之邑”。季文子则使司寇驱之出境。事后，公问其故，季文子让太史克作答，答话除引《周礼》广发道德议论，还讲述远古“八恺…八元”之“十六族”和“四凶”的由来，以及舜助尧选相去凶等“大功”。与之对应的是《鲁语上》第十一章，写的同一件事，却差异甚大：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书被太史里革（即克）调换，将“予之邑”改为“为我流之于夷”。宣公后来追究，太史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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