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切盼能出现淳于棼那样的清官，有那种深受百姓欢迎的善政。这清官就是他自己的写照，这善政就是他在遂昌的五年官宦生涯。汤显祖所处的明代社会，官场腐败，民生疾苦，这一点，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南柯记》里所描绘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国，目的全在对比和映衬，在与丑恶现实社会的鲜明对比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南柯记》无疑是汤显祖在遂昌善政后所经历的切肤之痛与深邃思考的深化与升华，表现了剧作家面对当时丑恶的社会现实，向往“南柯”净土的美好理想，是他的创作由爱情剧（《紫钗记》、《牡丹亭》）走向政治剧（《南柯记》、《邯郸记》）的开始。
在汤显祖心目中，遂昌（平昌）似乎已是“世外桃源”，作为县令的他，似乎也不必再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了。确实，汤显祖的政绩确凿可鉴，正如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所述，“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但是，在封建时代的官场，像汤显祖这样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是无法遂心的。尽管汤显祖在遂昌政绩卓著，声冠两浙，却久久不见升迁。这期间，他的家庭又连遭不幸。到遂昌的次年，七岁的女儿詹秀得天花夭折，最后一年，刚两岁的五子吕儿又死于天花。加上好友帅机的去世，更增添了他寄旅宦途的苦恼。他对宦情越来越淡薄，不断地滋生着“不如归去”的念头。
当然，汤显祖决意弃官，却主要还是不愿按上司眼色行事和阻遏朝廷矿使的到来。
明神宗朱翊钧既是个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所可治的昏君，又是个残酷的剥削者和暴君。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他为了扩充内府的库藏，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盐税使，开矿采金，四处搜求财富，千方百计，有孔皆入，无孔亦凿空而人，山河经此搜括，财富殆尽。此事朝野轰动，引起人民公愤。此年十二月，宦官曹金被派到浙江开矿，因遂昌城郊六十里的竹帘乡有个金矿，第二年曹金就要来遂昌骚扰，汤显祖对这批凶神恶煞的宦官是十分痛恨的，称他们是“搜山使者”，忧愤而作《感事》一诗，进行辛辣的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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