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诗,尤其是模拟《诗经》写成的诗歌,虽然不是集句诗,但其学习前人诗歌内容和语言的方法,跟傅咸写作《七经诗》的做法都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晋诗坛的拟古风气对集句诗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三,从远处看,“断章取义”的言志方式跟集句诗产生也有一定的关系。春秋时期,诸侯国在外交场合普遍采用“赋诗言志”的交流方式,而其具体方法就是“断章取义”。如《左传·成公九年》载: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杜预注云:“《韩奕》,《诗·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韩侯,为女相所居,莫如韩乐。文子喻鲁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韩侯,宋土如韩乐。”“《绿衣》,《诗·邶风》也。取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韩奕》共六章,季文子仅赋第五章,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穆姜“赋《绿衣》之卒章”也是如此。既然《诗经》中的作品可以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则其他儒经在其他场合同样可以“断章取义”以言志。如《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里,孔子引用《尚书》中的几句话回答别人的疑问,说善事父母,友爱兄弟,其实就是自己的“为政”。引用古书中的语句以言志,跟“赋诗言志”如出一辙。赋《诗》也好,引《书》也好,都是用他人现成的句子来说自己的意思,这跟傅咸采用儒经中的语句写作集句诗其实是一致的。
总之,傅咸能够在晋代写出《七经诗》,是多种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拟古盛行的诗坛风气,“断章取义”的言志方式,都对集句诗产生重要而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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