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郑永年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九千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来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极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部分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能事。无论是被邀请给高层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业能够走到今天这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不断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原载《新参考》2017年6月10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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