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发展概观/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丛书》：
总的看来，从初唐到中唐前期，散文的发展是曲折而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骈文流行文坛五百年之久，形式愈益精致完备，已经成为一种最适宜于表现辞藻、用典、声律等技巧的文体。许多散文在语言结构、文章布局、构思方式等方面，仍不能从骈文的写作习惯中完全解脱出来。同时，初盛唐统治者需要追求声势宏大的大赋、碑铭、纪颂、贺表来歌颂盛明的文章来为他们粉饰太平，于是一般文人都把纪功德、颂王政看作是彰明古道的头等大事。另外，初盛唐几代文人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注重形式技巧的同时，否定了诗赋和骈文等文学作品存在的必要性，又不重视提高古文自身的表现艺术，所以散文的发展基本上局限在以政论和文论为主的应用文范围内。到韩柳之前，墓志、文集序、诏诰、疏议等文体都已经由骈文变为散文，但大多骈散夹杂，冗长铺陈，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新型散文。即使有少量文学性散文出现，也都缺乏较高的独创性。于是，创造新的散文辞汇的历史使命，便落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肩上。
二、散文文风改革的高潮——古文运动
经过韩愈和柳宗元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唐代散文的文风改革进入了高潮。“古文”一词由韩愈提出，指的是上继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与六朝以来流行的骈文相对立。所谓“古文运动”，是今人的概念。唐代古文运动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到唐宪宗元和这二三十年间的一次文体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文以载道，也就是要求用散文阐明儒道的基本宗旨，摆脱骈偶体裁的束缚，使形式为内容服务。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韩愈和柳宗元，参加者有著名作家李观、欧阳詹、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以及韩愈的门生李翱、皇甫浞等人。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多，目标明确，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创作实践，在当时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文学浪潮，使古文对骈文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
（一）古文运动的时代背景
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珀、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国家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气象。尽管他们的政治派别不同，但都主张以孔孟之道来巩固封建秩序，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减轻剥削以缓和阶级矛盾。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并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他猛烈攻击宗旨与儒道相背的佛教和老庄思想，同时又对儒道的内容加以清理，排除从两汉以来不断掺入的种种杂说，提出自己对圣人之道的解释，从而改变了汉晋以来的许多传统观念。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韩愈否定前人关于礼乐决定治乱的说法，指出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修身正心，任人唯贤。就中唐的现状来看，首先要打破按地位贵贱和门第高低用人的观念，为广大出身贫寒而有才有德的士人开放参政的大门。由于韩愈对儒道的解释反映了大多数寒门士人的政治要求，他本人又一生孜孜不倦地以推贤进才为要务，所以“人心乐其道行”（刘禹锡《与刑部韩侍郎书》），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寒族文人，使古文运动因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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