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李瑛笔下出现了大量的历史话题。“我对生命、生活、人生、艺术和美学等意义和价值方面的认识，现在比起过去也似乎有了更深的领悟；在思想上，我一向是生活在未来多于生活在现在之中的，而近年我发现自己常常是不自觉的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之中，也许是由于过去的岁月越来越长，生活的积淀越来越多的缘故。”①它不但写了一系列回忆自己童年的作品，如《回忆》组诗，如《摇篮曲》《乳名》《蟋蟀》，还写了许多关于遥远的民族历史往事的诗作，开阔了自己的文化视野。如同在《考古发掘者》中所描写的，“每天清晨和太阳一起／赶到几千年、几万年前的古代去”，叩开时间的门，从历史的遗迹中发现生命的踪迹，前人的脚印，甚至盗墓人的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复活被遗忘的生命，并且让起死回生的历史与今天展开对话。于是，在像一粒草籽一样渺小的石壕村，一面是我对历史的情感进入，我也得以生活在那一个“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恐怖之夜，看到了令杜甫扼腕痛惜的场面，体验到那种无力的痛苦：“我认识它已一千年／我记得黑暗里／村头唯一的亮光／是役吏闪闪的刀锋／浸透颤抖的星星的／是老妪的热泪／而一个投宿的汉子／揉一揉彻夜不眠的眼睛／血，波浪般冲撞着胸腔和骨头”；一面是诗圣老人的情感仍然活着，通过不朽的诗篇，穿越历史，向着未来延伸，“没有人告诉我／只杜甫的眼睛钉子般盯着我／已一千年／他那颗憔悴的心／仍在村头迎风跳动／已一千年／村里夜半受惊的野狗／狂叫着，忽远忽近／已一千年”（《石壕村》）。这样，在现实与历史、生活与诗歌的交融中，生成了浑厚悲怆的意境。这成为李瑛的历史题材创作的一大特色，他不是单纯地追思历史，而是让历史复活在诗歌中，让复活了的历史与现实、与诗人对话，在双向的交流和互动中，编织出一片超越时空阻隔、激活双方的生命和情感的旖旎画面，把通常人们理解的自我与历史的“我与他”的客观审视的关系，改换成“我与你”的亲切友好相互交流的关系，使我们的情感和视线都在这种关系中发生潜在的变化。一个武士俑的铜像立在桌上，诗人的世界立刻扩大了许多，诗人的情感立刻柔和了许多，感到了另一个热烈的生命的存在：“此刻，你站在我面前／一声不响，像一位远来的／客人，陌生又熟悉地／望着我，望着我／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望着我写诗／你对我投出烫人的目光／又像对我说些什么”；于是，这种情景也改变了诗人的行为和情致，诱发了诗人的关切和遐想：“但此刻，我不敢向你／吟诵金甲铿锵的苍凉的边塞诗／怕横飞的大雪下，马嘶声中／你会滚落燃烧的泪滴”。诗人的用心可谓良苦。李白有“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的妙句，李瑛的这几句诗，很有这种情味。然而，诗的情绪到这里还没有充分宣泄，古代的武士和今天的军人，他们共同的职责和命运还要进一步相融为一体，“我和你”还要变成“我们”，变成战士共有的情怀：“望着这渗进青铜的生命／在夜半的寂静中／我像听见远古传来的声音／在呼喊你和我的名字”（《武士俑》）。历史和现实，古代武士和当代军人，通过“我和你”而沟通，而融合为一。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偶遇》，一对于40年代后期的乱世中分别、失散了40年的老朋友，在机场候机楼邂逅相逢，40年来风雨沧桑，应该有多少话儿要想彼此诉说，干头万绪该从哪里说起？“此刻，／两双眼凝望，只有深思／两颗心颤动，只有沉默”，但是，无情的航班时刻表，留给他们的却只有10分钟时间，“只十分钟／苦茶里浸透惊喜和欢乐／离别四十年／便又各自提着行囊去了／匆匆、匆匆的／‘我们’又成了‘你’和‘我’”。正因为这40年的分别，和重逢之后的再见不知何时，才使得这漫漫生命长河中10分钟的“我们”格外可贵吧。
生命，不止是李瑛诗歌创作的新视点，而且构成李瑛诗歌的语言方式。李瑛的诗歌，一向是最讲究语言的，“一个诗人应该有高度的艺术感觉，语言的感觉——不是随意拾取生活中自然形态的语言，而是必须刻意追求加工提炼的语言，去努力寻找那唯一准确的单纯的语言——有生命力的语言。”①对于语言的刻意经营，锤字炼句，构成李瑛诗歌魅力的重要因素。比和兴，明喻和暗喻，意境和象征，被他运用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如果说，在他为战士们歌唱的年代，李瑛诗中的喻体和喻义，都和战士、祖国等观念相连接，那么，在他为生命而歌唱的时候，诗中大量出现的，是富有生命寓意的语言，是将各种命题转化为生命感知的表达方式，赋予诗中的物体以生命的鲜活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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