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胡适在五四时期一手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执，新文化队伍的内部分歧因此而表面化，建设新文学的统一战线开始瓦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通过这场争论彰显了自己的社会改造的立场，而胡适也在这场争论中有所收获：曾因《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现在又因挑起“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而得到守护学术、反对学术政治化的名声。其实情况并不那样简单。五四时期的胡适是怀着对文学问题的浓厚兴趣，事先进行了长期的学术准备后才有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一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之作。他在美国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人的争论，表现出他对于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关切。他参与《新青年》杂志编辑的初衷自然也是怀着同一个目的。我认为，终其一生，胡适并不缺少对学术的兴趣。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下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①这里所说的“新欢”正是令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万分焦虑、每况愈下的国内政治。虽然无法割舍下政治，但胡适更看重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开创之功和不断扩张的名人效应。再加上胡适在社会问题上一贯秉持温和的改良立场，此点上也与陈、李等人的激进态度极不投缘。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对于《新青年》日益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掌控，成为一个正在酝酿成立的政治团体宣传革命主张的喉舌的不满。在这篇引起新文学队伍内部争执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胡适反对学者们进行主义的“空谈”，他认为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应当从实事做起，并特别提倡具体问题的研究。胡适不认同《新青年》当时热中于讨论政治的办刊方向，在发表此文的第二年，他直截了当地向陈独秀提出了“清理门户”的要求，即提出解决该刊办刊宗旨的三项办法：第一，听任该刊沦为有特别色彩的刊物，而另办一新的杂志；第二，将此时已被陈氏带往上海的杂志迁回北京，由北京同人续编，并发表一个恢复其“不谈政治”的宣言；第三，干脆停办。胡适个性温和，然而他处置《新青年》的意见却十分决绝，与陈李等针锋相对的意味了然可见。
胡适反对政治革命，但并没有为学术“守节”，这个声言要做“学术清客”的胡适，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因主义之争分手后，却很快食言，与同道者创办主要是讨论当时政治的《努力》杂志，竭力推崇好人政府，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兴趣。一纵身，跳进了现代中国这个多事之秋的政治旋涡。1922年5月，他更与15位同伴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开他们关于时局的意见。此外，胡适“既不信任又不喜欢国民党”①，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的态度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不与当局合作的孤傲一度还为他带来了别样的麻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明文申斥，甚至还危及胡适的饭碗。胡适在对待政治问题上的这些表面看来颇有些矛盾的言行，其实彰显了一个真实的胡适：一个隐身江湖又留神庙堂的胡适，一个有志于文学又寄意家国的胡适，一个留连学术又不能忘情政治的胡适。
人们又应该如何来求解这一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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