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丛书·地狱边沿的白色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战斗而自豪，丝毫没有意识到是在阻挡历史的必然要求。教条主义、奴隶主义、宗派主义驱使他们充当政治的工具，动机与效果产生背离，情不自禁地扮演了重要的悲剧角色。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他们的思想已经不仅是权威文艺思想的阐发，而且不同程度地构成其中的具体内容，其是非功过都需要实事求是地重新研究。因为当时历史的过程尚未充分展开，后人不应该苛求他们。他们一生中的文学建树，特别是周扬在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探讨，更应得到高度评价，但这并不妨碍今天对他们批胡风的悲剧性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
胡风现象的悲剧性不只表现在当时对立的双方，还延续到了今天。真理标准的讨论10年之后，才得以在全国性文艺报刊上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而且还要限制在狭小的纯学术范围。过度自审自律的主编们执行着书报检查官的使命，不许学术讨论越雷池一步，许多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就是被他们扼杀的。从80年代末至今，带有浓厚学究气的文章，貌似“历史癖”和“考据癖”的文章，连篇累牍代代相传，近年来盛行的用“阐发法”研究胡风，愈加淡化了历史的悲剧性，回避了问题的根本。如果说当年的周扬何其芳们受着历史条件的局限判断失误助纣为虐，知识界的多数人受蒙蔽或受胁迫因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占据着重要文化岗位的精英们却是自己延缓了历史的进程，压抑了创造历史的主体精神。这是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悲剧。奉旨重评和奉旨批判，同样体现着对政治的恐惧和奴从心理、明哲保身的传统处世道德。于是30多年来思想解放运动曲折反复，频频受挫，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基本原则问题仍然被视为禁区。知识界自身的软弱阻滞了思想的解放，是阻碍真正改革的深层的前因。我们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胡风现象应该使我们警醒。平反不是对受害者的恩赐，而是纠正肇事者的错误，揭露施暴者的罪行。科学研究无禁区，反思历史同样无禁区。肇事者的责任必须予以追究，施暴者的罪恶更应该受到清算，受害者的缺陷也要深刻反省。从胡风的悲剧拓展开去，深入进去，将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及整个中国现代史的悲剧性获得新的认识，从思想上促进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这才是胡风研究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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