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介绍的是“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名研究腐败问题15年的外国专家，魏德安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作者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对此，作者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像一出“双城记”。一方面，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1979~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为8.75%，比韩国经济年均增幅（5.64%）高出整整3个百分点，并且是美国经济年均增幅（1.64%）的5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倍。与此同时，韩国经济的新增净值尚不及中国的1/2，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1/10。然而中国并不是全球GDP平均增速最快或者净收益总额最高的国家，这个殊荣属于赤道几内亚，该国采取的是“贝弗利山人式”的发展模式。赤道几内亚曾经极度贫穷，暴君统治和经济衰退的状况似乎永无止境，但该国突然在本国境内勘探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自此一夜之间暴富。但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引人瞩目的，显然可以堪称“经济奇迹”。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腐败态势却迅速加剧。这里所说的腐败是指为了谋求私利而不恰当地运用公共权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改革开放之后，腐败变得越来越常见，更重要的是，腐败的严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增加。1980年，即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的那一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为9000例。1985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激增至28000例。1986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反腐斗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暴露出的经济案件数量几乎是1985年的2倍。在1989年的反腐斗争中，提起公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超过77000件。1989年后，诉讼案件的总数逐渐减少，不过虽然每年被起诉的官员越来越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比如，1988年，落马高官的数量为190人；1990年，数量激增至1118人，增加了5倍；1995年，这个数字又翻一番，上升至2285人。截至2000年，检察院每年起诉的高官数量超过2500人。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额呈爆炸式增长。其中，1984年为4000元，1994年就飙升至54000元，1998年又激增至140000元，到2005年，涉案金额已增至273000元，几乎是1998年的2倍。随着腐败态势日渐恶化的证据越来越明显，政治风险服务集团的分析师们上调了因腐败引发的经济风险的主观评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集团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腐败指数纷纷将中国列为全球严重腐败的国家之一。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基于专家主观估计的腐败程度编制的跨国腐败指数和经济分析，保罗？莫罗等经济学家发现严重腐败总是与经济低增长联系在一起，腐败分值每增加1分（分值范围为1~10分），经济增幅将下降1%。虽然增幅下降幅度看起来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980~2006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1.73%，其中，就经济表现而言，排名在前1/4的国家和后1/4的国家仅相差2.46%，由此可见，1%的增幅变动就非常显著了。此外，在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中，1995~2006年，最腐败的1/4和最清廉的1/4国家之间的平均分数相差约为2.52。假设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接近于1992~2006年的清廉指数平均水平（5.96），并且1980~2006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1.73%，那么在腐败评分上的1分之差就会导致其在清廉指数排名及发展水平排名上的变动。如果腐败评分增加2分，就能使一个清廉指数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退至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并将其经济增长率从1.73%拉低至负增长水平，使其沦为经济表现垫底的1/4国家。
鉴于中国在1992~1996年的清廉指数评分增加了2分，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会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然而，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并存（见图1–1）。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清廉指数翻了一番，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10%以上。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中国的案例之间存在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第一，腐败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前就已明显提高（此处的腐败率是以每10000名受到腐败指控的公职人员中的被捕人数粗略估算的，我将其称为“被披露的腐败率”）。第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腐败态势加速恶化的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高官数量及粗略估计下的受贿金额（以每件起诉案追回的平均受贿金额作为计算依据）。第三，即使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显著矛盾。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拉低经济增长率，并同时阻碍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够并存。因此，我们还面对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重悖论。假设腐败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新正统理论的逻辑缺陷，而且新正统理论使用伪相关性“证明”其核心假设，那么听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腐败会对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我认为一般来讲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随便研究一下欠发达国家的腐败和经济，就能发现腐败会导致经济瘫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质疑新正统理论的基本结论。
……
推荐序
前言
第一章 双重悖论
第二章 发展性腐败
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发展性联盟
中国台湾：国民党的政治机器
第三章 退化性腐败
腐败的加剧与经济的增长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腐败等于真正的掠夺
第四章 腐败及其与改革的先后顺序
腐败程度的测量
中国腐败的起源
中国腐败的加剧
第五章 经济体制过渡中的腐败问题
从掠夺到交易
腐败变成了商业活动？
第六章 中国的反腐斗争
对腐败官员的惩罚
腐败风险
第七章 遏制腐败问题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有美国特色的腐败
中国的“镀金时代”？
致谢
译后记
《双重悖论》一书论证严谨，对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有根据的分析，这与之前常被引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着作正相反。
——《政策评论》
魏德安的《双重悖论》试图解释掠夺式腐败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可能的秘密，他认为，当今中国腐败严重，但并未失控。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