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研究进路
一中国的自杀研究与经典理论的关系
理清自杀研究的经典理论脉络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国内自杀研究与既有经典理论脉络的关系。
历史学关于自杀的研究几乎自成一体，在既有的历史学者的作品中，很难找到自杀研究的经典理论的痕迹。自杀只是历史学者用来说事的一个工具，而并非他们关注的历史社会现象。因此，对于既有的历史上的自杀理解，历史学者眼里其实均将其视为“权力”魔障的产物，无论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是权贵精英的被迫自杀或贞节烈女的殉节自杀，都基本符合这一框架，自杀要么是“皇权”的产物，要么是“男权”的产物。
国内心理学、精神病学、公共卫生学、自杀流行病学与人口学等的研究均较为相近，与经典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理论所展示的基本逻辑大体一致，某些诸如“抑郁、病态人格”等判断几乎有复制经典理论之嫌。经典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均将社会视为同质的社会，而将自杀主要看作是个体的心理、精神或生理疾病的产物，国内自杀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几乎也同样复制了这些研究缺陷。因此，苛刻一点来说，这些学科只不过是用中国的自杀临床材料印证了既有的研究结论，对于真正深刻地理解自杀的社会机制而言并没有多少建树。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学科的研究毫无意义。只能说这些学科关于自杀的思考不足为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提供更为宽广的研究空间。
在社会学或类社会学的国内自杀研究中，在研究的理论脉络上均缺乏应有的观照。吴飞（2009：16）宣称其所遵循的是道格拉斯的进路，即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阐述自杀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道格拉斯进路的局限性在于其无法有效地探察自杀的历时变迁，甚至对空间差异的阐述也不如实证主义在自杀率上进行分析来得方便。这种理论困境自然也就“潜伏”在吴飞的研究中，我们在前文从经验现实的角度指出其缺乏时间与空间的观照，其根本原因仍在理论脉络本身的内在张力上。华中村治研究群体的前期研究在方法论上同样存在较大的困境，在他们选择价值维度作为解释变项时，基本上是从人文主义进路展开思考的，而当他们选择结构维度时，又不自觉地滑向了实证主义的进路。因此，在他们已有的几篇文献中，基本上方法论的选择是遵循他们的经验材料的，但未能在进路选择上做过多的交代。张杰教授与景军教授的研究，从目前他们所呈现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仍是遵循实证主义的进路，对自杀的经验把握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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