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乡村社会。他将“农民的能动性”看作新中国的特产:“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和乡村社会组织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前所未见。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他认为,“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使中国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平等的价值观念,远远高于前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中国共产党“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农民,并通过农民运动创造新政治、新社会。经历了30年的武装革命和社会斗争,这个政党最终成为扎根于最基层的社会运动,它的草根性及其组织动员能力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对比亚洲(尤其是南亚)和拉美一些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他认为,那里没有经过土地改革,仍然依附于地主或庄园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中国农民这样“强烈的自主意识”。
其三,国家作用。他强调“国家的角色”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认为“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是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就很难设想传统的国家市场会自动地向新型的国家市场转变。他将改革后的“国家市场”与“中国革命”并列在一起,强调它们之间的接续关系:“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时,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所导致的土地关系和农民身份的改变这一前提。”以人民公社为例,他在“国家利益”和“中国革命”的立场重叠中重述这段历史教训:“人们批评人民公社的试验,但很少讨论这一试验也是现代中国持续的土地关系变更的结果,一方面,以家族一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终结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缘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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