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学习革命（以杭州为例）》：
这几年，我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编剧。我觉得当编剧得益于我少年时期的胡思乱想，这大概是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训练。如果说我的作品“好读”的话，与我最近几年的编剧身份不无关系，当然，也因为我受到了“好读”小说的影响。我一直以为，四大名著其实是“好读”的小说。有人把传统阅读看得很严肃，觉得纯文学才是传统阅读，通俗文学就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区分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当然是有区别的，但是谍战小说、穿越小说、推理小说等等，其实都是可以写成纯文学作品的。我们为何称之为纯文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的语言、意境、叙事、结构等，换言之，就是你拥有了怎么样的写作手段。高级的写法是，任何故事都能写成纯文学作品。但是相对在写作技术上笨拙的，就容易就故事而讲故事。我写作技法的提高来源于大量的阅读，看的精彩故事多了，慢慢描摹，自己也开始会讲点故事，能编个大家愿意看的剧本，我很感激有这么多“名师”用铅字带给我最宝贵的经验。
我热爱观察，比如每次我坐飞机都会留心。我发现头等舱里几乎人手一本书，大家都在阅读。而坐在后排的，往往拿着iPad看电影或是打游戏。我们的社会有时心态失衡，对富人有一种情绪化的敌对情绪。可每当看到飞机上这样的场景时，我都会感慨，精英的确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积累，是靠个人奋斗形成的结果，他们的精神状态值得去研究，好学向上的心态也值得去尊重。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路线和境况，我特别相信两个成语，一个叫笨鸟先飞，一个叫厚积薄发。慢下来，读读书，不仅仅以阅读的名义进行，更应该站在保护一颗健全心灵的高度，站在人文危机的高度来看待。如果说社会发展是一匹骏马，阅读及其代表的人文精神就应该是驾驭它的缰绳，不应该任由它在我们手上滑落。作为读者，我对“阅读危机”这个大而无当的说法并不感冒。自从人类发明了莎草纸、羊皮卷、石碑、木竹和锦帛等书写工具，阅读者经历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有阅读需求的个人而言，西域天险不是一心求取经书的玄奘的障碍，英吉利海峡也无法阻止欧洲中古学者为意大利修道院里一卷珍本涉险穿越。相对于焚书禁书，或者进图书馆查资料要单位证明的时代，今天的读者大可轻松地在自己的电脑硬盘里存下一部“二十四史”电子书。
因此，信息时代所谓的“阅读危机”多少被夸大了，只不过是新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读书而已。从整体上看，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而不是更贫瘠了，获取知识的渠道更方便了而不是更封闭了。书籍的内容是否必须以纸质的形态呈现，抑或是可以多种手段承载和表达，并不需要那么原教旨主义，关键是要有多样化的选择。对此，我们要有一颗开放的心灵。100多年前，尼采也曾对报纸的出现忧心忡忡，认为这种快速折损的消耗品将会干扰人们对经典阅读的兴趣，后来证明他多虑了。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阅读危机不存在，而是说它需要被更清晰地表达。当我们说自己不读书时，意思常常是没有读书的时间或心情，而不是说无书可读，这背后是一种时间焦虑。我们说一个人“有书卷气”，表达的其实是“沉静专注”的意思，这需要时间来涵养。而阅读也并非唯一的形式，琴棋书画都有这种功能。而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进入了一个加速奔跑的时代，时间成了稀缺资源。尤其到了信息和时间都碎片化的网络时代，“沉静专注”气质类型的人已经如大熊猫般稀缺，人们在不停的快速切换中，表现得像某种焦虑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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