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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媒介呈现与公共话语:社会分配报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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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309104547
  • 作      者:
    李欣,汪凯著
  • 出 版 社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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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欣,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2013年分别赴中国台湾世新大学、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出版专著《西方传媒新秩序》,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汪凯,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专著《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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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和转型都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社会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凸显的问题,也是民生热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媒介呈现与公共话语:社会分配报道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大众媒介呈现出的社会分配领域的相关议题,展现媒体的传播行为。如果把传播视为一种进步力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在社会收入分配这一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相关议题的媒介呈现则会进一步让我们理解,传播的目的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现实力量的对比关系来营造文化和意识形态之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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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媒介呈现与公共话语:社会分配报道研究》:
  “穷人的代言人”自居,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
  薛涌直接反驳茅于轼的文章包括《中国人歧视富人吗?》、《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权利”》、《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必然结果吗?》等。
  无论在此前出版的《草根才是主流》一书还是在此次辩论中,薛涌坚持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首要功臣,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工人农民。……中国以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发展,这只能是依赖于普通劳动者的勤劳和在收入上的牺牲。而现在,恰恰是给他们回报的时候了。针对茅于轼认为中国社会“歧视富人”和“仇富”的观点,薛涌认为纯属子虚乌有,并请茅于轼出示证据。他反驳说,老百姓网上骂声不断,并非歧视富人,而是没有其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殴打讨薪民工事件的不断发生,在薛涌看来,恰恰是对茅于轼所谓“要首先保护富人”观点的绝妙讽刺。
  茅于轼在文章中曾提及市场经济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他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上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又好坏。后者是经济上平等的,它必然有人权上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作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茅于轼在这里显然把理论绝对化了,而忽略掉了现实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的确,市场经济确实会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此,薛涌以基尼系数的统计作为论据:
  中国的基尼系数是44.7,属于贫富分化非常厉害的30几个国家之一。比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发达国家,我居然找不到一个。事实上,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都比中国小。比如,丹麦、日本、瑞典、挪威,在均富程度上各排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基尼系数分别为24.7、24.9、25和25.8。再看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美国以贫富分化著称,其基尼系数是40.8,德国则是28.3,英国是36,法国是32.7。超过40水平的发达国家,只有美国和新加坡(42.5),但也都比中国低。再看看那些比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的国家,主要是一大堆非洲的穷国,以及斯里兰卡、海地等世界贫困的角落,外加上几个经济表现稍好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大体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特别是健康的市场经济,导致的不是贫富分化,而是均富。贫富分化,大多出现在没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地方(如中国和拉美国家)。没有一个像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达到了今天中国的程度。同时,人权平等的国家,即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总体上比人权不平等的国家有更多的经济平等。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当然是不同的事情。但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绝对不像茅先生描绘的那样是呈反比的关系。
  而对于茅于轼“只有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一说,薛涌则认为,“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因为,“所谓勤劳致富的人,大部分是从贫困起家的。你口口声声保护富人,故意不提保护穷人,那么怎么可能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呢?……而既然穷人和富人都应该受到保护,那为什么要只说保护富人呢?”薛涌认为,中国社会不但不强调保护穷人,而且欺负穷人,许多可能勤劳致富的人,在穷困时没有得到基本的保护而丧失了进入富人层的机会,这才使勤劳致富的人占富人上层很小的比例,通过权钱交易而成为富人的人则成了主流。薛涌认为,宣称社会上存在“仇富”心态的人,似乎在说贫民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来瓜分富人财产。以此为名义来捍卫“保护富人论”是无法经得住当下社会常识的检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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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第二节 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我国社会分配的现状
第三节 社会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矛盾及变量
第四节 远离或亲近:媒体关于社会分配制度的两种历史叙述

第二章 社会分配制度与媒介的利益表达
第一节 社会分配制度与利益表达
第二节 利益表达中的大众媒介
第三节 党报党刊——社会分配改革中的“内输入式”表达
第四节 市场化媒体——初显社会分配中“外输入式”表达特征
第五节 自媒体——社会分配改革中的非制度性利益外输入

第三章 语词的政治:传媒中的“仇富”论争(2002—2010年)
第一节 查税风暴与“仇富”论的登台
第二节 反击“仇富论”:普遍性的“仇富”情绪真的存在吗?
第三节 “仇富论”的扩张:从富豪被杀案到任志强批“仇富”
第四节 “仇富论”的日常化:违法犯罪事件报道中的“仇富”框架
第五节 知识界的立场分化:茅于轼与薛涌的“仇富”之争
第六节 结语:走向自我批判的公共领域

第四章 “中国国情”话语与媒体基尼系数论争
第一节 关于基尼系数及研究方法的说明
第二节 传媒“基尼系数”之争:一个语境化的描述
第三节 文本分析:话语技术与知识合法性的生产
第四节 霸权与社会知识再生产

第五章 主要社会群体的媒介形象
第一节 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以农民工为例
第二节 强势群体的媒介形象——以知识精英为例

附录 各媒体关于收入分配报道的访谈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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