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文化人到文明人

　　众所周知，由于得益于符号的使用，人类被视为“文化动物”。其意思是指人类不可避免地“用文化去得到我们在生物意义上需要的东西”①。按照这个界定，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构成主要有八种文化形态，相应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八类角色，即：政治人、宗教人、科学人、经济人、游戏人、社交人、伦理人、审美人。在某种意义上，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人类按照由上而下的这些角色，交替轮换地占据社会核心位置的发展过程。因此，面对“人性究竟为何从众多人类个体中彻底销声匿迹”这个听上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需要深入思考这些角色之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一般而言，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首先便在于拥有“伦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人的概念“不言而喻，，地意味着遵守起码道德准则的“伦理人”。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在大自然的危险面前解救困厄，他便有可能失去生命，这是件很讨厌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对伦理学没有一点概念，他失去或者浪费的就是他生活中的人性。这句话的意义绝不只是在于它对伦理学的重视，从中至少我们能够明确一件事：所谓“伦理人”也就是具备健全“人性”的“人之本色”者。就像《孟子·告子上》中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在所有文化形态中具有奠基性意义。但像萨瓦特尔所指出的，诡异的事恰恰在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这个“人”可以是事物之人、人之人、仅仅关心赢利的人②。在1913年，“未来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就曾耸人听闻地宣称：“艺术家是一些想成为非人的人。”③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这位诗人的话已然成为事实，就像利奥塔一本书的题目所道出的，今天的“人”正在迅速地成为“非人”。

　　凡此种种的原因，就在于对先天之“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以“文化”命名的后天的“习”。概括地讲，伦理人虽然重要，却受到其他文化形态的“重塑”。现代社会日趋平庸化的原因，主要就在于那些占据强势位置的文化形态对伦理文化施压，使之最终变得面目全非。在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命名的“轴心时代”，无论是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理想，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界定，都与《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思想如出一辙。这意味着在那个迄今十分遥远的时代，为东西方所殊途同归地一致侧重的均是前两类人；而自“文艺复兴”尤其是进入“启蒙时代”后，中间两类人的角色受到文化学者们的青睐；但自“后浪漫主义”以降，尤其是随着“现代主义”的崛起，一度显得声名狼藉的后两种人类形态受到了时代的狂热追捧。

　　柏拉图与亚里土多德师徒的遭遇和以孔子与孟子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思想家们的命运，不约而同地宣告了政治人与宗教人角色的失败。事实上，对于政教合一的宗教文化，其实质就是超世俗的政治，因而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顽固的专制独裁的精神之源。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一针见血地指出：综合观历史，貌似给人以心理安慰的宗教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们应对历史上的战争负责，它们使人们彼此敌对”①。这并不难理解。归根结底，除了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督教和主张弃生离世的佛教，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的本质，就是以提供给人们“信仰”为诱惑，让天真的善男信女们习惯于“服从”，从而为那些形形色色的教主们实施惨无人道的专制统治提供方便。一言以蔽之，宗教即政治，这两种文化是一对以“权力统治”为目标的孪生兄弟。

　　区别在于，后者的统治由于受到世俗伦理的制约而在理论上存在着有所约束的空间；而前者则往往可以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名义，让人们受制于一种“绝对服从”的境地走向地狱。从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屠夫对“天皇”的忠诚到当下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一再提醒着心存幻想的人们：“想想人类漫长而阴暗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远比以造反为名所犯下的要多得多。”②在所有文化形态中，宗教文化对信徒实施强制性“服从”显得最为突出，尤其是那些原教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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