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美关系
亨利·基辛格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来宾：
首先，请允许我向陈元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我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感谢您的厚意。您领导国家开发银行取得长足进步，给予诸位友人巨大的鼓舞。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巨变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我谨代表在座的各位，尤其以我本人的名义，向您表达由衷的感激。同时，履新伊始，我相信新任董事长必将把开行的伟大传统发扬光大。
我作为开行国际顾问的价值并不在于参与经济议题的讨论，因此我想对国际形势做一简要分析。让我从结论说起。1971年我首次访华，至今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何况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而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然而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存于这一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完全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界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但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非国家利益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而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势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此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亦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代运用这种合作？
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只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
另一方面，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视。最重要的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欧洲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恢复。但如果当时欧洲的领导人在1914年能预见到1918年的世界，就绝不会发动战争。
中美一旦发生冲突，后果将更为惨烈。因此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在座的有些人说了20年，还不时遭到批评，说我们被中国的热情好客或自己一时的感受所蒙蔽。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日常事务中的纠纷，但这还不够，况且日常纠纷对两个往来频繁的大国而言在所难免。回顾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贸易还不及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量。因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的是罕见的机遇。这并非我一家之言，而是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业已达成的共识。
如果我们能把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两国可以从共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向入手，由此出发制定并非相同但是相向而行的政策。这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能源、环境、防扩散、空间、网络等，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在空间、网络等领域，议题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携手。几年前这还像是天方夜谭，今天却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是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深信，两个在历史上本会成为对手的伟大国家是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肩合作的。
陈主席，再次感谢您的邀请，感谢您几十年如一日的友谊。
第2章亚洲新秩序
保罗·基廷
2005年，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邀请我担任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他于1999年创立。
当时陈行长告诉我，请我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乐见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为之不懈努力。他还提到我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促成泛亚政治架构的雏形，即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建立。
初识陈元时，他尚在人民银行任职。离开人行后，陈元打造了一家世界级的开发银行。1998年，陈元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他审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西方开发性银行的架构，思考如何因地制宜，为中国所用。陈元明白，仅靠商业银行抑或国家财政预算不足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即大规模城镇化提供组织或资金支持。在开行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陈元的的管理和创新实践正是基于这一见解。
事实上，如今开行总资产接近1.2万亿美元，是世界银行的三倍。
在其新著《政府与市场之间》中，陈元用开行的成功明确证明，政策性银行并非只是享受补贴的亏损机构，而是自负盈亏、自给自足的金融机构。在开行转型之前，“很多人认为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相当于第二财政，是国家给的‘免费午餐’，可以像财政拨款一样免费使用，不用偿还”。陈元用事实打破陈见，开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8年他上任时的33%降至2004年的不足1%，这是何其惊人的转变。
在陈元的领导下，新生的开行已发展成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具有重要作用的一家机构。
陈元认识到设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可以对开行工作提供指导，可谓慧眼独具。因为鲜有如此规模的机构会有意识地听取外籍人士的意见，尤其是在一个以“中国特色”著称的国度。然而陈元意识到了顾问会的价值，而我本人也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宗旨是为开行提供我们的视角：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对中国有何影响。我想我应先就政治局势发表一般性意见，因为政治正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背景。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运转。全球化、冷战的结束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导致了目前的局面。全球性的领导力对世界经济的正常、稳健运行从未如此重要。然而与其他时期相比，或许全球领导力也从未如此匮乏。
简言之，世界处于领导真空的状态。
20世纪末、冷战终结之际，我们曾有机会重塑世界权力的格局，却与之失之交臂。
冷战来了又去，世界仍在七国集团的掌控之下，大西洋是权力的中心。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战场。克林顿和小布什在任16年，从未试图把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纳入新的世界秩序。新秩序认识到无远弗届的技术和资本正在重建19世纪工业革命所打破的人口和GDP之间的联系，全球化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不言而喻，人口将再次成为新世界中GDP的决定因素。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只需在时间的维度上推导出复合GDP即可。推导的结果将是各经济体的GDP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全新排序。
然而，美国并未打算迎接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相反，在克林顿政府必胜论的余辉之下，美国接连单方发动战争，历时十年，耗资三万亿美元，撕开如今巨额财政赤字的缺口。待到偃旗息鼓之际，又幼稚地以为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围绕宏观经济运转，而不是宏观经济的中流砥柱。于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从内部轰然倒塌，几乎连累世界经济万劫不复。
奥巴马总统适时重拾自由国际主义，然而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已遭受重创。上述一系列事件一再削弱美国在冷战及华盛顿共识的全盛时期的领导力。
因此，欧洲的危机虽由2007～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美国，或是国际经济管理中一度被推崇备至的经济共识也无能为力。
眼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因设计缺陷和缺乏领导陷入僵局。稳定的货币联盟通常需要经济体本质的趋同。欧洲的症结在于事实上其成员经济体不尽相同，而其适应能力更是千差万别。
尽管欧洲一体化的创立者和拥护者心怀高远，建立政治联盟的建议总也得不到各国民众的支持，至少得不到普遍的支持。所以欧洲有货币联盟，却没有财政同盟，更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同盟加以领导。欧盟经济区仍处于收缩阶段，财政紧缩计划导致“分母”一降再降，劳民伤财的同时债务占GDP的比重未见起色。
欧洲中央银行提供了巨额、紧急的流动性支持，然而我们仍不知道，也无从得知这一由迥异的经济体所组成的模式能否经得起单一货币的考验，抑或是该模式仅适用于由核心向外围进行转移支付的体系？
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之于美国，如同结构缺陷和衰退周期之于欧洲，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及其在管理国际经济和战略体系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由此便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
新兴市场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74%。而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发达国家贡献了全球产值的约70%。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角色已然对换。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一直是中坚力量，且到目前为止，情况良好。然而众所周知，高投资、高出口的模式不可持续；而早在数年前中国就应该开始向以城市消费群体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把重点放在消费和服务拉动的收入增长上。
一方面，中国继续深入参与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国内。重大改革刻不容缓。
发展资本市场，体现资金的真实成本，让利于储户，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管理房地产业的流动性，都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议题。而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变革，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将监督并记录政府的每一点进步。
一般而言，美国或欧洲的过去或是现在，具体而言，中国的过去或是现在，都无法令人确信该如何对整个世界进行管理。事实上，世界缺乏指路的明灯。从全球意义上讲，真正的领导并不存在。
曾被寄予厚望的二十国集团已然沦为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聚会，更为重要的事务仍在七国集团的框架内解决。有效、高效地管理世界经济变得无比困难，遑论协同一致地管理。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几乎席卷全球，《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金融改革必须改变全球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金融体系从未围绕宏观经济运转，相反，金融体系是宏观经济的中流砥柱。因此，我相信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实现从传统的财政货币杠杆向更为全面的宏观经济审慎管理的转变。在新的体制下，中央银行将成为新的超国家机构。贷款成数、逆周期资本控制、量化宽松等新的央行措施，诸如此类的工具将构成新的管理规范。众所周知，量化宽松引发对收益率的追逐，这本身是有风险的。而央行的传统职责局限于稳定价格。对于上述风险的评估要求拓展央行的职责范围，包括通过一整套新的政策工具监控和调控风险。
政策收缩迫使银行退居国内，全球化呈现不同形态。一方面，金融机构过于庞大，一旦倒闭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经济均衡的传统理论受到质疑。
因此，在传统的框架内讨论宏观经济是对问题的过度简化。
尽管困难重重，上述分析必须在全球政治社会中展开。而全球政治社会从未如此不济，如一盘散沙。
第1章中美关系
亨利·基辛格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来宾：
首先，请允许我向陈元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我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感谢您的厚意。您领导国家开发银行取得长足进步，给予诸位友人巨大的鼓舞。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巨变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我谨代表在座的各位，尤其以我本人的名义，向您表达由衷的感激。同时，履新伊始，我相信新任董事长必将把开行的伟大传统发扬光大。
我作为开行国际顾问的价值并不在于参与经济议题的讨论，因此我想对国际形势做一简要分析。让我从结论说起。1971年我首次访华，至今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何况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而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然而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存于这一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完全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界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但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非国家利益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而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势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此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亦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代运用这种合作？
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只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
另一方面，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视。最重要的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欧洲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恢复。但如果当时欧洲的领导人在1914年能预见到1918年的世界，就绝不会发动战争。
中美一旦发生冲突，后果将更为惨烈。因此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在座的有些人说了20年，还不时遭到批评，说我们被中国的热情好客或自己一时的感受所蒙蔽。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日常事务中的纠纷，但这还不够，况且日常纠纷对两个往来频繁的大国而言在所难免。回顾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贸易还不及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量。因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的是罕见的机遇。这并非我一家之言，而是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业已达成的共识。
如果我们能把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两国可以从共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向入手，由此出发制定并非相同但是相向而行的政策。这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能源、环境、防扩散、空间、网络等，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在空间、网络等领域，议题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携手。几年前这还像是天方夜谭，今天却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是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深信，两个在历史上本会成为对手的伟大国家是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肩合作的。
陈主席，再次感谢您的邀请，感谢您几十年如一日的友谊。
第2章亚洲新秩序
保罗·基廷
2005年，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邀请我担任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他于1999年创立。
当时陈行长告诉我，请我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乐见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为之不懈努力。他还提到我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促成泛亚政治架构的雏形，即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建立。
初识陈元时，他尚在人民银行任职。离开人行后，陈元打造了一家世界级的开发银行。1998年，陈元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他审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西方开发性银行的架构，思考如何因地制宜，为中国所用。陈元明白，仅靠商业银行抑或国家财政预算不足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即大规模城镇化提供组织或资金支持。在开行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陈元的的管理和创新实践正是基于这一见解。
事实上，如今开行总资产接近1.2万亿美元，是世界银行的三倍。
在其新著《政府与市场之间》中，陈元用开行的成功明确证明，政策性银行并非只是享受补贴的亏损机构，而是自负盈亏、自给自足的金融机构。在开行转型之前，“很多人认为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相当于第二财政，是国家给的‘免费午餐’，可以像财政拨款一样免费使用，不用偿还”。陈元用事实打破陈见，开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8年他上任时的33%降至2004年的不足1%，这是何其惊人的转变。
在陈元的领导下，新生的开行已发展成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具有重要作用的一家机构。
陈元认识到设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可以对开行工作提供指导，可谓慧眼独具。因为鲜有如此规模的机构会有意识地听取外籍人士的意见，尤其是在一个以“中国特色”著称的国度。然而陈元意识到了顾问会的价值，而我本人也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宗旨是为开行提供我们的视角：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对中国有何影响。我想我应先就政治局势发表一般性意见，因为政治正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背景。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运转。全球化、冷战的结束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导致了目前的局面。全球性的领导力对世界经济的正常、稳健运行从未如此重要。然而与其他时期相比，或许全球领导力也从未如此匮乏。
简言之，世界处于领导真空的状态。
20世纪末、冷战终结之际，我们曾有机会重塑世界权力的格局，却与之失之交臂。
冷战来了又去，世界仍在七国集团的掌控之下，大西洋是权力的中心。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战场。克林顿和小布什在任16年，从未试图把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纳入新的世界秩序。新秩序认识到无远弗届的技术和资本正在重建19世纪工业革命所打破的人口和GDP之间的联系，全球化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不言而喻，人口将再次成为新世界中GDP的决定因素。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只需在时间的维度上推导出复合GDP即可。推导的结果将是各经济体的GDP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全新排序。
然而，美国并未打算迎接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相反，在克林顿政府必胜论的余辉之下，美国接连单方发动战争，历时十年，耗资三万亿美元，撕开如今巨额财政赤字的缺口。待到偃旗息鼓之际，又幼稚地以为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围绕宏观经济运转，而不是宏观经济的中流砥柱。于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从内部轰然倒塌，几乎连累世界经济万劫不复。
奥巴马总统适时重拾自由国际主义，然而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已遭受重创。上述一系列事件一再削弱美国在冷战及华盛顿共识的全盛时期的领导力。
因此，欧洲的危机虽由2007～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美国，或是国际经济管理中一度被推崇备至的经济共识也无能为力。
眼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因设计缺陷和缺乏领导陷入僵局。稳定的货币联盟通常需要经济体本质的趋同。欧洲的症结在于事实上其成员经济体不尽相同，而其适应能力更是千差万别。
尽管欧洲一体化的创立者和拥护者心怀高远，建立政治联盟的建议总也得不到各国民众的支持，至少得不到普遍的支持。所以欧洲有货币联盟，却没有财政同盟，更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同盟加以领导。欧盟经济区仍处于收缩阶段，财政紧缩计划导致“分母”一降再降，劳民伤财的同时债务占GDP的比重未见起色。
欧洲中央银行提供了巨额、紧急的流动性支持，然而我们仍不知道，也无从得知这一由迥异的经济体所组成的模式能否经得起单一货币的考验，抑或是该模式仅适用于由核心向外围进行转移支付的体系？
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之于美国，如同结构缺陷和衰退周期之于欧洲，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及其在管理国际经济和战略体系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由此便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
新兴市场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74%。而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发达国家贡献了全球产值的约70%。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角色已然对换。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一直是中坚力量，且到目前为止，情况良好。然而众所周知，高投资、高出口的模式不可持续；而早在数年前中国就应该开始向以城市消费群体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把重点放在消费和服务拉动的收入增长上。
一方面，中国继续深入参与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国内。重大改革刻不容缓。
发展资本市场，体现资金的真实成本，让利于储户，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管理房地产业的流动性，都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议题。而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变革，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将监督并记录政府的每一点进步。
一般而言，美国或欧洲的过去或是现在，具体而言，中国的过去或是现在，都无法令人确信该如何对整个世界进行管理。事实上，世界缺乏指路的明灯。从全球意义上讲，真正的领导并不存在。
曾被寄予厚望的二十国集团已然沦为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聚会，更为重要的事务仍在七国集团的框架内解决。有效、高效地管理世界经济变得无比困难，遑论协同一致地管理。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几乎席卷全球，《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金融改革必须改变全球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金融体系从未围绕宏观经济运转，相反，金融体系是宏观经济的中流砥柱。因此，我相信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实现从传统的财政货币杠杆向更为全面的宏观经济审慎管理的转变。在新的体制下，中央银行将成为新的超国家机构。贷款成数、逆周期资本控制、量化宽松等新的央行措施，诸如此类的工具将构成新的管理规范。众所周知，量化宽松引发对收益率的追逐，这本身是有风险的。而央行的传统职责局限于稳定价格。对于上述风险的评估要求拓展央行的职责范围，包括通过一整套新的政策工具监控和调控风险。
政策收缩迫使银行退居国内，全球化呈现不同形态。一方面，金融机构过于庞大，一旦倒闭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经济均衡的传统理论受到质疑。
因此，在传统的框架内讨论宏观经济是对问题的过度简化。
尽管困难重重，上述分析必须在全球政治社会中展开。而全球政治社会从未如此不济，如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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